高保山来到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月，突然爆发甲肝大流行。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累计约29万人染病。病毒来势汹汹、传播迅猛，打了人们一个猝不及防。
于是，医院人满为患，几乎上海所有医院的就诊大厅都排起长队，市民谈“甲肝”色变，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
二月，甲肝发病人数开始逐渐回落。到了三月，这场肆虐两个月之久的疫情，终于得到全面控制。
高保山抵达上海的时候，这座城市已重新恢复往日的平静与繁荣。改革开放的大潮，带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却也像老家那扇关闭已久的房门忽然被推开，阳光、花香、清新的空气进来了，却也带来了斜斜的冷雨苦雪和老枣树下积了一冬的枯枝落叶。
自从落锁后，老宅无人踏入，连锁芯都已锈迹斑斑；当门窗重新敞开，带来变化，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这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
它就像一条古老而年轻的华夏巨龙，古老而不失生机，厚重而不乏灵动，身躯承载着千年沧桑，目光望向崭新黎明，体内却澎湃着磅礴力量！
这便是上海给高保山的第一印象。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新局面”，“我领到了独生证”，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标语；橱窗擦得锃亮，里面模特穿着最新款式的服装；《庐山恋》的周筠穿着碎花衬衫喜盈盈的微笑，《城南旧事》的英子辫子垂在肩头安静得让路人都放轻了脚步，手绘电影画报一张挨着一张；水泥墙上凯歌电视、凤凰自行车、日本汽车的广告画，被日晒雨淋得褪了色依旧扎眼；它们汽车、电车身上彩色广告，构成了上海街头最鲜活的色彩。
豫园茶室里，人们在悠闲地喝茶聊天。街头，制表厂的工人穿着统一的白色工作服在做广播体操。街角，不知谁摆了一面哈哈镜；每当人们路过，不小心看到镜子里面变形的自己，都忍不住偷偷地发笑。
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梳着烫头发，随便在街头找个地方，跟着录音机跳迪斯科。弄堂敬老院里的老人们，正排队等着理发师傅理发、净面。
公园里的人就更多了。有独来独往的，也有举家出行的，更多的是年轻情侣，他们在石雕大象旁、葫芦形门前排队照相。
耳边全是噪音。行人的脚步声、汽车的喇叭声、电车的叮叮声、商贩的吆喝声，乱成一锅粥，这一片声音的海洋不小心都要把高保山吞没了。
就像一只担心迷路的蚂蚁，高保山起初不敢迈出校园半步。离开家乡的孤独，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然而，他却有一种奇怪的预感那就是，如果上海是一片森林，那么他就是那一头蓄势待发的雄狮；而这片幽暗神秘的森林，便是他的狩猎场！
于是，高保山制定了一份近乎苛刻的学习与外出计划五点起床，晨练半小时；六点晨读；白天上课；晚上十点，完成功课；读书、写日记一个半小时；十一点半睡觉。一到周末，他就一头扎进这座陌生的城市，心里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公共汽车票起价05元一张，电车票04元一张，月票6元一张，他办了月票，近的地方走路，远的地方坐车。两个月的时间，他已经游遍外滩、南京路、田子坊，连华山路、思南路、衡山路这些地方也都去过了。
华山路，干净整洁，树木茂盛，景致典雅，“一线串十珠”，蔡元培、周璇、孙道临等许多中外名人居住的建筑，在此留下时代记忆。思南路，坐落着周恩来1946年寓居的“周公馆”，联排式花园住宅、独立式花园住宅、新式里弄住宅错落分布，是上海最具欧陆风情的街区之一。衡山路，一家挨一家的画廊、酒吧与咖啡店，凸显“风情夜上海”的特色；而茂密的梧桐叶遮住炎热的阳光，走在树下，凉爽的清风拂面，沁人心脾。
“想到张爱玲也曾在此散步，我都舍不得离开了。”
当高保山如数家珍地向同学讲述自己的见闻时，同学都目瞪口呆。
“你什么时候去了这么多地方？”他们问。
“你们睡懒觉的时候呀。”高保山回答。
这天，第一次考试之后，谁也不提对错，把连日来的紧张全甩到脑后，高保山相约巩军等几位同学上街逛逛。
他们来到校门口的时候，正是放学人流的高峰。人流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下涌了出来，师生三三两两，吵吵嚷嚷，笑声、说话声、喊人声、自行车铃声响成了一片。
“高保山，快点！”巩军喊。
这时，与他们年龄相仿、扎着马尾的一位姑娘，忽然骑着一辆半旧的女式自行车像一阵风似的从他们身旁掠过。长裙随风飘扬，裙摆几乎扫到巩军，吓得他赶紧往旁边躲。她头发扎得利落，神情专注地踩着踏板，骑车的姿态又轻快又稳当，整个人既清秀美丽、又带着一股清爽劲儿。几个男同学原本还在说笑打闹，顿时不再言语，就连目光也被牵走了
“真漂亮！”巩军不由自主地惊叹。
“她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