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木材？该有多粗？地基又该挖多深，才能保它百年不倒？”

    “我……”儒生被问得哑口无言，一张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拂袖而去，“粗鄙！简直粗鄙不堪！”

    类似的场景，在报名处不断上演。

    “实务科”的队伍里，一个看起来像是账房先生的人，正拿着算盘，跟旁边一个排队的商人闲聊。

    “……按照朝廷新发的战报，辽东一战，我军耗费炮弹十万余发，军粮三十万石，转运民夫二十万人次。若要将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每名民夫每日的口粮、草鞋、盐水的消耗，都得精确到‘钱’‘两’‘合’。兄台，你可知这其中的账目该如何算？”

    那商人听得连连点头，两人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

    而旁边“经义科”的几个儒生听着，只觉得头晕脑胀，如同听天书一般。

    他们引以为傲的经义文章，在这些精确到“一钱一两”的数字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这已经不是两个队伍的对立，而是两个时代的碰撞。

    旧时代的读书人，抱着故纸堆里的圣贤之道，茫然地看着一个崭新的、以实用为尊的时代，如同一辆轰鸣的战车，从他们面前滚滚而来。

    他们可以选择上车，也可以选择被碾碎。

    钱士兴没有再出现。

    据说“哭庙”之后，他便一病不起，向皇帝告了病假，闭门谢客。

    但京城的暗流，并未因此平息。

    距离科考还有最后一个月，京城的各大茶馆、酒肆，成了新旧两派考生交锋的战场。

    “算学格物，不过是奇技淫巧，小道尔！治国安邦，靠的还是圣人教化，礼义廉耻！”一名老儒生在茶馆里拍着桌子，痛心疾首。

    他对面，一个报考了“实务科”的年轻人，慢悠悠地喝了口茶，反问道：“敢问老先生，前明重教化二百余年，为何到了崇祯末年，依旧是‘父子相食，人伦尽丧’？是圣人的道理说得不够多，还是百姓的肚子不够饱？”

    老儒生被噎得说不出话。

    年轻人继续道：“陛下在辽东推行均田，开矿筑路，短短数月，流民归心，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这便是‘实务’的力量。老先生，请问，是您的‘礼义廉-耻’四个字能填饱肚子，还是陛下的一亩土豆更能让百姓活下去？”

    “你……你这是强词夺理！本末倒置！”

    “究竟谁本谁末，想必天下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类似的辩论，每天都在上演。

    旧派的士子们很快发现，他们引以为傲的口才和学识，在这些务实的问题面前，不堪一击。

    他们可以引经据典，将一个道理说得天花乱坠，可对方只需要一句“这东西能吃吗？能退敌吗？”，就能让他们所有的华丽辞藻都黯然失色。

    更让他们绝望的是，随着那些战报和新政告示的深入人心，茶馆里围观的百姓，看向他们的眼神，也渐渐变了。

    从原先的敬畏，变成了审视，甚至……带上了一丝轻蔑。

    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这场由皇帝亲自点燃的变革之火，已经烧遍了整个京城。

    一股前所未有的浪潮，正在席卷而来，冲刷着所有旧有的观念和秩序。

    而浪潮之巅，陈海站在乾清宫的窗前，俯瞰着这座正在悄然发生巨变的城市，神情平静。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