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争论激烈。老一代想保住遗产，年轻一代想减少损失。最终达成了典型的荷兰式妥协：成立“改革委员会”，做出改革姿态，但实际动作缓慢——拖延的艺术。
离开时，一个年轻的股东悄悄对扬二世说：“您说得对，但系统拒绝改变。就像老人拒绝死亡，即使生命已经只剩下痛苦。”
1719年，家族的第四代开始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让扬二世既骄傲又担忧。
卡特琳娜决定去法国，不是短暂游学，而是长期居住。“我想亲眼看看启蒙运动的核心，”她对母亲玛丽亚说，“荷兰曾经是思想自由的天堂，但现在……我们太专注于计算利润，忘记了思考意义。”
“你会回来吗？”
“不知道。但我会写信，带回来新的思想。也许荷兰需要外部视角才能看清自己。”
年轻的威廉则完全投入了金融世界。他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专门交易“衍生金融产品”——那些扬二世勉强理解的抽象合约。公司利润丰厚，但风险高得像走钢丝。
“祖父，这是未来，”威廉试图解释，“实体经济在萎缩，但资本需要增值途径。金融创新填补了这个空白。”
“但空白本身是问题，”扬二世说，“如果实体经济在萎缩，为什么资本在增值？”
“因为资本在自我循环。钱生钱，脱离实物。”
这种对话让扬二世感到代沟像鸿沟。他这一代相信船、货、账本的具体世界；孙子这一代生活在数字、概率、波动的虚拟世界。两个世界在同一个城市共存，但越来越难以对话。
玛丽亚继续她的农业研究，但开始把更多管理权交给年轻助手。“我六十三岁了，”她对扬二世说，“土地需要年轻的手来照料。但我会监督，确保工作继续。”
她的丈夫约翰上校退休后，致力于写回忆录和军事改革建议。但稿件被出版社拒绝：“战争结束了，人们想忘记，不是记住。”
“也许荷兰想忘记的太多了，”约翰对扬二世苦笑，“忘记战争的代价，忘记债务的原因，忘记我们如何从巅峰滑落。但忘记不会解决问题，只会推迟清算。”
1720年春天，一个看似无关的事件在大洋彼岸发生，却像蝴蝶效应般影响了荷兰：英国南海公司泡沫破裂。
消息传到阿姆斯特丹时，威廉的投资公司正在交易类似的“泡沫产品”。损失是灾难性的。
“百分之七十，”威廉脸色苍白地向祖父报告，“我们管理的资产缩水了百分之七十。客户在要求赎回，但流动性……”
扬二世没有责备。市场疯狂时，理性是奢侈品。但他抓住了本质问题：“你投资的是真实价值，还是集体幻觉？”
“当时看来是价值，现在看是幻觉，”威廉承认，“但我不是一个人。整个阿姆斯特丹都在参与。当音乐响起时，很难不跳舞。”
这就是问题所在：荷兰的金融体系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如此抽象、如此脱离实体，以至于没人能区分价值和幻觉。直到泡沫破裂，现实以最残酷的方式回归。
家族信托基金也受到了影响，但程度较轻——因为扬二世坚持保留了部分“无聊”的资产：运河边的房产、航运公司的股份、政府债券（尽管价值缩水）。
“分散投资，”他对惊魂未定的家族成员说，“你祖父的智慧。当一部分资产崩溃时，其他部分可以缓冲。”
但缓冲有限。荷兰的整体经济在1720年显示出清晰的疲态：voc丑闻、金融泡沫破裂、国债压力、官僚僵化、人才外流（像卡特琳娜这样的年轻人选择离开）。
缓慢的窒息。不是突然的死亡，而是氧气逐渐减少，直到每个人都感到头晕，但没人知道如何打开窗户。
1720年秋天，家族在海牙举行了可能是最后一次完整聚会。卡特琳娜从巴黎赶回，带回了伏尔泰的新作《哲学通信》手稿副本。
“他在比较各国，”晚餐时卡特琳娜分享，“说英国有政治自由但宗教不宽容，法国有文化辉煌但政治**，荷兰有……曾经有一切，但现在只剩下商业精明。”
“商业精明不好吗？”威廉问。
“如果只剩下精明，就变成了算计，”卡特琳娜说，“伏尔泰写道：荷兰人教会欧洲如何计算财富，但可能忘记了如何计算幸福。”
饭后，扬二世独自走到花园。秋季的夜晚凉爽，星空清晰。他想起了很多：祖父老威廉在莱顿货栈里数鲱鱼；父亲小威廉在海军部计算袜子；叔叔扬在画架前捕捉光线；自己年轻时在亚洲见证vc的黑暗面。
四代人。一个国家的兴衰周期。
他回到书房，翻开家族保存的账本合集——从老威廉的三大册到自己的记录。随机翻开一页，是1574年莱顿围城期间的记录：“食物配给：每人每天四盎司黑面包，两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