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用文件扼杀科学，”她对女儿卡特琳娜抱怨，“每个官员都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方法就是制造更多流程。”
卡特琳娜刚从海牙回来，她在那里为一个开明的省议员做政治顾问。“母亲，这是系统性的。荷兰的政府机构在和平时期膨胀了百分之四十，但经济只增长了百分之五。官僚机构像癌症一样生长，消耗营养但不产生价值。”
“有解决办法吗？”
“理论上，改革。实际上……”卡特琳娜叹气，“每个既得利益者都反对改革。官员要保住工作，商人要维持特权，省议会要守护自治权。结果就是僵局。”
玛丽亚做了个决定：绕过官方渠道。她通过丈夫约翰（现在是退役上校，在省议会有些关系）联系了几个务实的地主，建立了私人合作网络。研究所提供技术，地主提供土地和资金，成果共享。
“就像你曾祖父时代，”她对卡特琳娜说，“当官方渠道堵塞时，就走民间道路。”
第一批实验田在1717年春天播种。没有政府资助，没有官员剪彩，只有几个农民和科学家在田间劳作。但玛丽亚感到一种奇特的自由——也许荷兰的未来不在宏伟的国家计划中，而在这些分散的、务实的、自下而上的努力中。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革命。
年轻的威廉——现在二十五岁，完全融入了金融世界——向祖父解释新趋势：“我们在交易的东西越来越抽象。以前是实物商品（香料、鲱鱼），然后是公司股份（voc），然后是国债，现在……是风险的碎片。”
“什么意思？”
“比如，”威廉展开一张复杂的图表，“这是一份‘航运风险证券化产品’。假设有十艘船要从阿姆斯特丹驶往巴达维亚。传统上，每艘船单独买保险。现在，我们把十艘船的风险打包成一个金融产品，分成一百份出售。投资者买的不是船，不是货物，而是‘这十艘船中损失不超过两艘的概率’。”
扬二世试图理解：“所以如果只有一艘船损失，投资者赚钱？如果损失三艘，他们亏钱？”
“简化来说，是的。关键是这个产品本身可以交易。你可以今天买，明天卖，根本不在乎船是否真的起航了。”
“这离现实有多远？”
“三层抽象，”威廉伸出三根手指，“现实层：船和货物；金融层：保险合约；衍生层：风险证券。每多一层，离实物远一步，离纯数字游戏近一步。”
扬二世想起父亲小威廉的话：“荷兰人最擅长创造虚拟价值。”但这是进化还是异化？当金融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还剩下什么？
他查看了公司账目。航运业务利润率在下降——竞争加剧，成本上升。但家族信托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在上升——多亏了威廉的这些“金融创新”。
“我们在用一条腿赚钱，用另一条腿亏损，”他对孙子说，“而且赚钱的那条腿越来越虚，亏损的那条腿越来越实。”
威廉没有反驳。他在交易所见过太多类似故事：实体经济萎缩，金融泡沫膨胀。就像一个人日渐消瘦，但穿着越来越华丽的衣服——直到衣服再也遮不住骨头。
1718年，一场丑闻终于刺破了voc的体面表象。
不是亚洲的**——那已经司空见惯——而是阿姆斯特丹总部的高级官员被查出系统性篡改账簿，虚报利润长达五年。目的？维持高分红，支撑股价，方便内部人士在高位抛售股票。
丑闻爆发的当天，voc股价暴跌百分之三十。这次没有反弹。投资者终于醒了：这不仅仅是“管理不善”，是欺诈。
扬二世被邀请参加一个秘密会议，与会者是几个大股东和退休官员。地点在运河边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里，但内部装饰奢华得令人不安——镀金镜框、中国瓷器、波斯地毯，全是vc全盛时期的战利品。
“我们需要拯救公司，”主持会议的老董事说，他八十岁了，声音颤抖但眼神锐利，“如果voc崩溃，不仅是投资者的损失，是荷兰的耻辱。”
“怎么拯救？”一个年轻股东问，“注资？改革？还是……掩盖？”
“改革需要时间，但市场没有耐心。注资需要钱，但我们刚刚重组了国债。”老董事看向扬二世，“范德维尔德先生，您家族以务实著称。建议？”
扬二世沉默片刻。他想起祖父老威廉参与创建voc的时代，那是充满冒险和理想的年代。现在，只剩下贪婪和掩饰。
“我的建议可能不受欢迎，”他终于说，“但真相是：voc的模式过时了。垄断催生**，缺乏竞争导致低效。与其注入更多资金延长痛苦，不如……接受现实。”
“什么现实？”
“voc需要彻底重组：拆分区域业务，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