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航的船上，德·鲁伊特召集军官。老将军的脸上有一道新伤疤，但眼睛发亮：“今天证明了，只要我们敢打，就能赢。但记住——”他的目光扫过每个人，“我们不是在为荣耀而战，是在为呼吸空间而战。每一寸海洋空间，都是荷兰的生命线。”
扬二世回到船舱，在航海日志上写下：“1673年6月，特塞尔海战。我们赢了，但代价巨大。我杀了三个人，两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他们都有脸，但我不记得了。也许这样更好。”
他停顿，然后加上：“父亲说得对：战争是把人变成数字的机器。我们必须赢，才能关掉这台机器。”
在阿姆斯特丹，经济的复苏以一种典型的荷兰方式开始：借钱给别人打自己的敌人。
扬叔叔——从法国俘虏营释放后瘦了二十磅，但精神出奇地好——被邀请参加一个私人晚宴。主人是阿姆斯特丹最有权势的银行家之一，宾客包括西班牙大使、奥地利特使，以及几个德意志小邦的代表。
“先生们，”银行家举杯，“让我们为……复杂的联盟干杯。”
酒过三巡，真正的讨论开始。西班牙大使需要钱对抗法国在佛兰德斯的进攻；奥地利皇帝需要钱在东线抵御奥斯曼帝国；德意志诸侯需要钱组建军队威慑路易十四。
银行家展开一份文件：“阿姆斯特丹银行团愿意提供总计五百万荷兰盾的贷款，年息百分之六，抵押是未来的税收和贸易特权。条件是：组成正式的反法同盟，并在六个月内采取军事行动。”
“这是用我们的钱让别人为我们打仗。”扬叔叔后来对家人说，“简直天才，或者无耻——取决于你的立场。”
小威廉更关心实际效果：“有用吗？”
“有用。西班牙在佛兰德斯发动了攻势，牵制了十万法军。奥地利威胁法国东部边境。甚至瑞典都答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因为我们答应购买他们的铁和木材。”扬叔叔摇头，“我第一次理解父亲常说的：金钱是另一种火药。”
但金钱也有代价。为了筹集这些贷款，荷兰省议会提高了消费税：酒、烟草、甚至蜡烛都涨价了。市场上开始出现不满的声音。
“我们为战争付钱，为盟友付钱，为什么还要为蜡烛付更多钱？”一个鱼贩子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抱怨。
旁边卖布的老妇人冷笑：“因为银行家要利息，政客要回扣，水手要薪水。最后都从我们口袋里掏。”
这就是共和国的悖论：最民主的国家，战争成本却最直接地压在普通人肩上。没有国王可以怪罪，只能怪“他们”——那些看不见的官僚、银行家、外国盟友。
1674年，转机开始出现。
英国首先动摇了。议会厌倦了昂贵的战争，查理二世面临财政危机和政治压力。秘密谈判开始，条件很简单：荷兰给予英国更优惠的贸易条款，英国退出战争。
“背叛法国人？”小威廉在海军部会议上问。
“不，这叫重新计算利益。”外交部的年轻官员微笑，“英国人发现，与荷兰贸易比与荷兰打仗更赚钱。而且路易十四太强大，让英国人也感到不安。”
1674年2月，《威斯敏斯特和约》签署，第二次英荷战争正式结束。荷兰损失了一些贸易特权，但换来了北海的喘息空间。
“现在只剩下法国人了。”德·鲁伊特说，听起来几乎轻松，“一对一的决斗。我们擅长这个。”
但法国不是英国。路易十四的陆军依然强大，控制着荷兰南部大片领土。威廉三世——现在已是公认的军事领袖——开始组织反攻。
年轻的执政采用了非传统的战略。他知道荷兰陆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法国，所以他选择机动战：突袭补给线，骚扰后方，避免正面决战。
“我们是蚊子，”他对军官们说，“不断叮咬大象。大象可以踩死很多蚊子，但如果叮咬不停，它最终会失血或发疯。”
卡特琳娜在莱顿通过玛丽亚的未婚夫——一个在威廉三世参谋部工作的年轻军官——了解到这些细节。她印象深刻：“这个年轻人懂得以弱胜强的道理。”
“他还懂后勤，”玛丽亚说，“他亲自审阅军粮供应计划，甚至过问了士兵鞋子的质量问题。他说‘饿兵不能战，冻兵不能守，烂脚的兵哪里都去不了’。”
卡特琳娜微笑：“听起来像我们范德维尔德家的人会说的话。”
家族的恢复也在继续。
小威廉的航运公司接到了新合同：从波罗的海运输木材和铁到阿姆斯特丹造船厂。战争需求刺激了军工，而军工刺激了基础贸易。利润率不高，但稳定。
更重要的是，他接到了儿子扬二世的信——不是通过军方渠道，而是通过一个中立国商人转交的厚信封。里面除了家信，还有几十页手稿。
“父亲，随信附上我最近写的‘东印度观察笔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