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的训练和严明的军纪锤炼成的钢铁本躯，历经生死、经受磨难，终至淬炼成钢。战士们褪去了往昔的青涩与稚嫩，成为真正的“战士”。他们严整、沉默，目光里积淀的是一种冰冷的专注与隐隐的杀气，令人望之生畏。
潘浒淡淡地说：”休息一刻钟。”
“是！”方老五干脆应道，转身面向车队，气沉丹田，大声传达命令，“老爷命令，各部原地休息一刻钟！”
命令层层下达。虽然支队由潘浒亲领，方老五率近卫队贴身护卫并常充任传令，但具体的行军布防、日常指挥，则由潘浒指定的赵龙负责。
“咔嗒”一声轻响，灰色马车的厢门被从里面推开。
一股清冷的、带着泥土腥气和淡淡腐殖质味道的寒意迎面扑来。天启六年，小冰河期的威力正逐年显现，气候愈发诡异难测。刚入七月，秋意便渐浓，仿佛严冬急不可耐地想要驱走世间的温暖。
潘浒踩着马车自带的折叠踏板走下官道。他穿着一身与士兵们制式相仿但用料更精、剪裁更合体的原野灰色呢料将官服，外罩一件同样颜色的呢大衣，脚蹬黑色高帮牛皮军靴。他信步走到官道旁一处稍高的土坎上，举目远眺。
眼前，便是曾经孕育了璀璨农耕文明、被誉为天下膏腴之地的黄淮平原。
同样是这片土地，在三百九十五年后，则是另一番景象——田垄齐整如棋盘，村庄星罗棋布，公路铁路纵横交错，现代化的农舍点缀其间，鸡犬相闻，一片繁荣安宁。那是历经无数苦难、牺牲与奋斗后，重获新生的土地。
然而，此刻映入他眼帘的，只有无边无际的、象征着枯萎与死亡的褐色。
黄河——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巨龙，在明末却成了一条喜怒无常、祸乱频仍的孽龙。自万历年间起，吏治腐败，河工废弛，黄河决口几成常态。有明一朝，特别是后期，关于黄河决溢的记载触目惊心。万历二十四年到四十七年，短短二十三年间，黄河大的决口竟达十八次之多！平均一年多就泛滥一次。滔天浊浪不仅吞噬无数生灵田舍，更严重破坏了淮河、睢水等水系，将原本完整的水利网络搅得支离破碎。
潘浒目光所及，大片大片的土地因水源被夺或沙化而干涸龟裂，裂痕深如刀砍斧劈，寸草不生；另一些地方则因地势改变、积水无法排出，形成了连绵的芦苇荡与浑浊的臭水塘，水洼边泛着白花花的盐碱。更多的地方，原本肥沃的耕作层被一次又一次决口带来的厚重流沙与礓石泥浆彻底掩埋，形成高低不平的荒滩。村庄的残垣断壁半掩在沙土中，孤零零地立着，如同大地的墓碑。视野尽头，一片较大的水荡边，似乎匍匐着几团灰黑的东西，仔细辨认，竟是几具残缺不全、腐败不堪的人畜尸骸，无人收敛，任由鸦雀盘旋。
千里沃野，化为千里绝域。空气中弥漫的，不是稻麦花香，而是泥土腥、水藻腐臭和死亡气息混合而成的、令人胸膈发闷的沉沉死气。
潘浒默然伫立，久久无言。他从大衣内侧口袋摸出一个精致的金属烟盒，取出一支深褐色的雪茄，用防水火柴点燃。浓烈而醇厚的烟雾吸入肺中，却丝毫无法驱散心头那股越来越沉重的、冰凉的悲怆。
他想起自己来的那个时代，同样有过滔天洪水——但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军人以身体筑堤坝，是干部冲在最前，是全国上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洪水退去后迅速重建的家园。那是天灾，但更是一场被凝聚力、组织力与牺牲精神淬炼过的、最终战而胜之的考验。
无论天灾人祸，那一面镰刀斧头，那一抹军装绿，总是冲在最前面，甚至逆流而上。
然而，放到当下，天灾只是序曲，真正的灾难是人祸——是系统性的、制度性的、阶层性的吞噬与毁灭。
那些自诩圣人子弟的文官们在干什么？
朝堂之上，阉党与东林斗得你死我活，边关军饷尚常年拖欠，谁有心思真正统筹治理这年年溃决的黄河？地方官吏，要么同流合污，趁灾捞钱；要么庸碌无为，抱着“不出事”的心态苟且度日。奏报上的“赈济”，能有一成落到灾民口中便是奇迹。他们袖手高坐，阔论着江山社稷、圣人之道，冷眼旁观着治下黎庶在生死线上挣扎、湮灭。
那些享尽无限荣华富贵的士绅、地主、商人们在做什么？
他们如鬣狗一般，从灾难中敏锐地嗅到黄金白银的芬芳。粮食是刚需，自然要囤积居奇，造出天价粮。百姓要活命，只能贱卖祖产田地，他们便趁机大肆兼并，用几斗霉米换走良田。借粮借钱？欢迎，九出十三归的高利贷早已备好，还不上？地契、房契、乃至妻儿的身契，便是抵押品。泥腿子家破人亡时，却是豪绅狂欢日。
最底层的百姓，几乎毫无反抗之力。为了活下去，为了让家里的老人孩子多喘一口气，他们可以卖掉祖传的土地，卖掉遮风挡雨的茅屋，卖掉一切能卖的东西。最后，卖自己，卖妻子，卖儿女。卖入豪门为奴为婢为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