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留意到的，是盘踞姑苏多年、根基深厚的章氏家族。此时未来大名鼎鼎的章惇已在汴梁朝堂崭露头角，以其锐利的才思和果决的行事风格，深得王安石器重，隐隐有成为变法核心干将之势。而远在苏州的章氏族人，亦是当地士林的中坚，门生故吏遍布州县，影响力不容小觑。
契机恰在一场书院文会。那是暮春时节，沧浪亭旁的雅集之上，苏、湖两州的学子齐聚一堂，以“《周礼》与当世之治”为题展开辩论。徐渊被“偶然”分入章氏子弟所在的组别，席间，当众人还在为“泉府”的职能争得面红耳赤，或拘于注疏、或流于空谈时，他却缓缓起身，语调平和却字字铿锵。他先引《周礼·地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的原文，再将其与王安石正在酝酿的“市易法”相勾连，既点明二者“平抑物价、便民利民”的同源之处，又不卑不亢地指出“法无善恶，贵在执行”的道理，直言若地方官吏滥用职权，恐将“利民之策”变为“扰民之举”。
这番阐述，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既吃透了经典的微言大义，又对时政有着独到的洞察，全然不似一个十四岁少年的见识。座中章氏子弟皆是饱学之士，闻言无不侧目，先前的轻视之色荡然无存，转而化作由衷的赞赏。几次这般的交往后，他与章惇族侄、素以治学严谨闻名的章综渐生交情。章综欣赏徐渊“沉稳有度，言辞有物，不类俗生”，两人时常在书院的竹影下煮茶论道，谈及兴处，章综会忍不住压低声音，透露一些京师章惇来信中提及的、不涉机密的朝议风向——比如王安石近日又上了何种奏疏，朝堂上新旧两派的争论焦点何在。这条看似不经意的人脉线，于徐渊而言，不啻于一扇窥探变法核心圈的窗户，让他得以跳出平江府的一隅之地，窥见汴梁朝堂的风云变幻。
对于城西的范纯仁家族，徐渊则收起了探讨时政的锋芒，表现出全然的敬重与谦逊。范家传到这一代，已经是姑苏望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骨，早已刻入家族血脉。如今范纯仁虽在朝中任职，但其留守姑苏的族人，依旧秉持着清正宽厚的家风，在地方上威望素着。
徐渊登门拜谒时，并未携带金玉珠宝，只捧着一卷祖父徐迁珍藏的范仲淹手札拓片，以晚辈学子的名义，求见范家长辈请教经义。他的礼数周全，态度恭谨，言谈间又透着对范氏家风的推崇，加之双亲早逝的身世，让素来仁厚的范家长辈颇有垂怜之意。与范家子弟交往时，徐渊绝口不谈对变法的激进看法，只专注于探讨经义本源与民生实务——论《论语》“节用而爱人”时，他会结合姑苏农田水利的现状，谈如何疏浚河道、劝课农桑；谈《孟子》“民为贵”时，他会提及青苗法在江南推行时的利弊，直言“为政当以民意为先，不可急于求成”。
这般务实而不偏激的态度，赢得了范家上下的一致好感。从范家子弟的口中，他学到的不是朝堂的权术，而是另一种士大夫的风骨——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担当，以及诸多地方治理的实践经验，比如如何赈灾济民、如何调解乡邻纠纷、如何兴办义学教化一方。这些源自民间的智慧，远比书斋里的空谈更具价值，为他日后的策论写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所有交往中，最为特别、也最无关功利的，是拜访城东“乐圃坊”的隐士朱长文。朱长文乃是嘉佑四年进士，才华横溢，却因一场意外伤足，遂绝意仕途，隐居姑苏，筑“乐圃坊”于巷陌深处，藏书万卷，潜心着述，其所着《墨池编》，乃是当世书学理论的扛鼎之作。他虽隐居不出，却名动吴中，士大夫皆以能入其园、与之论学为幸，甚至流传着“不至乐圃，不足为吴中名士”的说法。
徐渊深知朱长文淡泊名利，寻常的科举请教定然难以入其法眼。他精心誊写了一篇自己对《兰亭序》拓片的品鉴文字，又附上几方祖父收藏的古碑残拓，投帖求见，通篇只谈书法金石之学，绝口不提科举与时政。未曾想，这份纯粹的学识之谈，竟打动了这位隐士，破例允他入府。
乐圃坊内，果然不负其名。花木幽深，竹影婆娑，曲径通幽处，便是朱长文的书斋。斋内四壁皆书，书架上堆满了经史子集与金石碑帖，案头笔墨纸砚俱全，空气中弥漫着墨香与草木的清芬。主人朱长文虽步履蹒跚，却气度冲淡，眉宇间带着书卷气的温润。
两人的交谈，自始至终未曾触及半句科举时文。他们谈经史疑义，为《春秋》中的一句微言大义争得面红耳赤；他们论古碑篆刻，摩挲着残拓上模糊的字迹，猜测着千年前书家的心境；他们品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