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父亲。
父亲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安哥拉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未来。”
若昂拧开水龙头，冷水哗哗冲进洗脸池。
有未来。
他想。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非洲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报告》。
数据揭示了一个被西方主流学界长期忽略的事实
非洲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7%，但城市贫困率开始下降。
从1985年的38%降至1995年的25%。
总和生育率。
197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每名妇女生育63个孩子。
1980年，降低到34个。
1990年，降低到12个。
报告分析认为，生育率下降与几个因素高度相关
第一，女孩入学率上升。
九黎进入后，非洲小学女童净入学率从12%升至84%。
每多上一年学，平均生育意愿下降03个孩子。
第二，城市化。
城市养育成本远高于农村。
罗安达贫民窟的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但搬到正规住区，哪怕仍是月租三十美元的陋室，这个数字降至31。
第三，非农就业机会。
报告特别提及九黎在非洲的基建，加工，物流项目“当妇女发现自己能通过种法国豆，操作缝纫机，在加油站收银赚取现金收入时，多生孩子的边际收益会逐步下降。”
“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家庭岗位给孩子。”
“多生的孩子不再是生产力，而是经济负担。”
……
索马里，基斯马尤。
谢赫·阿卜迪卡西姆·易卜拉欣，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锁进铁皮柜。
这把他用了十七年的自动步枪，打过埃塞俄比亚军队，打过肯尼亚边防警察，打过索马里过渡政府，打过“青年党”内部的叛徒。
最后一次击发是朝天上鸣枪，为一个战死的下属送葬。
下属二十岁，跟他打了三年，每个月领八十美元军饷。
下属的母亲住在基斯马尤郊外的难民营，丈夫死于内战，大儿子死于边境冲突，这个二儿子是家里最后的收入来源。
葬礼后，谢赫自费买了二十袋大米，送到难民营。
他不知道怎么对那位母亲说“你儿子是为圣战牺牲”。
因为他自己也越来越不清楚，“圣战”到底要达成什么。
3月，一个穿便装的中年索马里人来营地找他。
不是青年党的人，不是政府的人，也不是埃塞俄比亚人。
这个人带着一台平板电脑，打开地图，指着基斯马尤以北八十公里的一片荒原。
“这里要建一个腰果种植园。”他说，“五千公顷，三年后投产，需要一千二百名固定工。”
谢赫沉默。
“我们正在招募安保承包商，不是打仗，是看守灌溉设施，防止偷盗。”
“你找错人了。”谢赫说，“我是恐怖分子。”
那人没有笑。
“我知道。”他说，“但恐怖分子也需要吃饭。”
“而且恐怖分子退役后，也需要一个不被通缉的身份。”
他推过一份合同。
“南方共同体—索马里农业开发公司·基斯马尤腰果种植园安保服务意向书”。
甲方索马里农业开发公司
乙方[待填]
服务内容园区边界巡逻，灌溉设施监护，员工通勤护送
合同期限三年，可续签
薪酬标准指挥官月薪600美元，队员300-450美元
附加条款乙方人员须在签约后六十日内缴械，由朱巴兰行政当局登记造册，换发民间安保机构执业牌照。
谢赫看着那份合同。
六百美元。
他打了十七年仗，从没拿过六百美元月薪。
“你们不怕我把钱拿来买武器？”他问。
“你可以买。”那人说，“然后你会失去这份合同，失去牌照，重新成为被无人机定点清除的目标。”
“你也可以把儿子送去基斯马尤新开的技术学校，学汽车维修，那里也招人。”
谢赫的儿子十四岁。
去年偷了营地里一支手枪，被谢赫抽了二十皮鞭。
他以为儿子会恨他。
但儿子没有。儿子只是看着他，说“爸爸，我以后不想打仗。”
谢赫签了合同。
5月，基斯马尤腰果种植园破土。
谢赫·阿卜迪卡西姆·易卜拉欣成为这家种植园的安保经理，手下管着九十二名前战斗人员。
他们没有制服，但佩戴统一的胸牌，白底蓝字“民间安保·授权持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