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算完最后一组数字时，夕阳正从测绘帐篷的缝隙斜进来，落在图纸右下角的签名栏。
她拿起笔，用刚学会的汉字写下自己的名字古尔诺拉。
9月，土库曼斯坦，马雷绿洲。
五十三岁的贝利·安纳耶夫把最后一捆羊毛毡装上皮卡货斗。
他是马雷周边最后一个还在手工擀制传统土库曼毡房的匠人。
苏联时期，这种技艺被当作“封建残余”，禁止公开传授。
独立后，偶尔有西方人类学者来拍摄纪录片，拍完就走，留下一盒录像带，没有订单。
但上个月来了另一批人。
他们不拍纪录片，只看样品。
“这些毡房，出口到伊朗马什哈德，”翻译说，“朝圣季，什叶派从世界各地涌来，旅馆不够住。”
“临时毡房营地，一顶能住五个人。”
“多少钱一顶？”安纳耶夫问。
对方报了一个数。
安纳耶夫计算一顶毡房的毛利，等于他过去三年卖羊毛毡的总收入。
“要多少顶？”
“第一期五百顶。三个月交货。”
安纳耶夫家的院子里，那个下午第一次响起电动缝毡机的声音。
他三个出嫁的女儿被叫回来帮忙，女婿负责运输，外孙放学后蹲在院子里给羊毛除尘。
两个月后，第一批毡房装车启运，沿新建的马雷—谢拉赫斯公路驶向伊朗边境。
谢拉赫斯口岸的土库曼斯坦海关官员，在那批货的报关单上盖了一枚鲜红印章。
这是他今年盖过的第一枚“工业制成品出口”章，此前全是天然气，棉花，生皮。
安纳耶夫不知道什么叫“非资源型产业转型”。
但他知道，那五百顶毡房的货款，给外孙交了下学期的学费。
三个月后，伊朗马什哈德传来追加订单一千顶。
……
3月，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
海拔四千二百米，帕米尔公路零公里里程碑。
工程师萨利姆·纳兹里耶夫蹲在路基边缘，从冻土中拔出一截拇指粗的铁钎。
钎头三分之一裹着褐色冰壳。
他对着阳光看了看，用卷尺量出深度。
“季节性冻土层，”他对旁边的九黎技术员说，“设计承载力系数要下调零点一五。”
技术员把数据记在平板电脑上。
“萨利姆师傅，您怎么判断是季节性，不是永冻层？”
纳兹里耶夫没有马上回答。
他站起来，脱下手套，把**的掌心贴在被钎头凿开的冻土表面。
“你摸。”他说。
技术员犹豫了一下，也脱下手套。
冻土很冷，刺骨的冷。
“摸到了吗？”
技术员摇头。
“四月的阳光，”纳兹里耶夫说，“能把表层三厘米晒化，夜里再冻上，每天融化—冻结—融化—冻结。”
他指着那块褐色的冰壳。
“永冻层不会这样，永冻层一冻就是五千年，你凿开它，它流血。”
他把手套戴回去。
“我父亲修这条路，苏联时代，他在奥什—霍罗格段铺了三十七公里沥青，那时他三十二岁。”
“现在路还在吗？”
“在，但苏联解体后八年没人养护，一半路段被泥石流冲断，剩下全是炮弹坑。”
他站起身，望着远方雪线。
“他退休后每天坐在家门口，看着那些炮弹坑，看了一年，死了。”
技术员沉默。
“我答应母亲把这条路修好。”纳兹里耶夫说，“让她每天坐在家门口时，看到的不是父亲的坟，是通车的卡车。”
9月，奥什—霍罗格—杜尚别公路阿富汗战争后首次全线贯通。
通车仪式没有剪彩，没有官员致辞。
第一辆通过全线的是满载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九黎卡车。
第二辆是纳兹里耶夫驾驶的皮卡，后座放着一束他母亲在院子里种的玫瑰。
他把玫瑰放在父亲坐了一年的那张椅子上，然后上车，驶向帕米尔公路零公里处。
那里立着一块新里程碑。
不是苏联时代那种混凝土方碑。
是一块扁平的灰色花岗岩，表面打磨光滑，阴刻着波斯文，塔吉克文，中文三种文字的铭文此路通向西贡，也通向你回家的门。
……
3月，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
古尔诺拉·卡里莫娃，站在帖木儿陵墓前，手里拿着一本刚出版的七年级数学教材。
她是这本书的编写者之一。
“丝路数学”系列教材，九黎援助中亚教育项目。
每一道应用题都关于筑路里程，桥梁荷载，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