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两岁了。”
刘耀祖算了算时间。如果孩子快两岁，那应该是三十八年下半年怀孕。跟贵州那边报的“怀孕三月到村”对得上。
“孩子像谁？”他忽然问。
周福海愣了愣:“这个……线人没说。要不我让他们问问？”
“问。”刘耀祖说，“偷偷问，别引起怀疑。就说……就说好奇，夸孩子长得俊，套套话。”
“是。”
“还有，”刘耀祖压低声音，“从今天开始，你安排两个人，轮流盯着余副站长。记住，要外勤队的生面孔，别用咱们处里的人。”
周福海眼睛瞪大了:“处长，这……盯副站长？要是被发现了……”
“所以才要用生面孔。”刘耀祖说，“跟外勤队说，是我安排的秘密任务，让他们嘴巴严实点。每天去了哪儿，见了谁，待了多久，都要记下来。特别是……他有没有接触过从大陆来的人，或者有没有往大陆寄过东西。”
周福海脸上冒汗了:“处长，这事要是让吴站长知道……”
“吴站长那边，我去说。”刘耀祖摆摆手，“你只管安排。出了事，我担着。”
周福海走了。刘耀祖坐在椅子上，觉得后背全是冷汗。
他知道自己在玩火。但火已经点起来了，不烧出个结果，他不甘心。
下午，他去见了吴敬中。
吴敬中正在喝茶，见他进来，抬了抬眼皮:“耀祖啊，坐。什么事？”
“站长，有件事想跟您汇报。”刘耀祖坐下，斟酌着词句，“关于余副站长……”
“则成怎么了？”吴敬中放下茶杯。
“不是他本人怎么了。”刘耀祖说，“是他档案里的一些信息，跟我们最近收到的一些情报……对不上。”
吴敬中没说话，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喝了半杯，他才开口:“什么情报？”
“关于他妻子王翠平。”刘耀祖说，“档案上写她三十八年八月在天津死了。但我们从贵州得到消息，三十八年十一月，有个叫王翠平的女人在当地出现。”
吴敬中皱了皱眉:“同名同姓吧？”
“年龄也对得上，籍贯也对得上。”刘耀祖说，“站长，这也太巧了。”
“你想说什么？”吴敬中看着他，眼神有点冷。
“我想……”刘耀祖硬着头皮说，“我想查一查。万一……万一这里面有问题呢？”
吴敬中沉默了一会儿。
“耀祖啊，”吴敬中终于开口，“我知道你跟则成有点不对付。年轻人升得快，老同志心里不舒服，我理解。但咱们做事，得讲证据，不能凭猜测。”
“站长，我不是……”
“你先听我说完。”吴敬中打断他，“则成是我从天津带过来的，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这些年，他为党国立过功，流过血。现在到了台湾，正是用人之际，咱们要团结，不能内耗。”
刘耀祖想说话，但吴敬中摆了摆手。
“你要查，可以。”吴敬中说，“但要有真凭实据。要是查不出什么，以后这种事，就别提了。否则影响团结，我对你不客气。”
“是，站长。”刘耀祖低下头。
“去吧。”吴敬中重新端起茶杯，“记住我的话。”
从吴敬中办公室出来，刘耀祖觉得心里堵得慌。
吴敬中明显在保余则成。但为什么保？是真相信他，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刘耀祖不知道。但他知道，现在他手里有毛人凤的条子，吴敬中也松了口，至少表面上松了口。
那就查。
往死里查。
接下来几天，刘耀祖像变了个人。白天在站里，他该开会开会，该签字签字，见了余则成还是客客气气地打招呼。但到了晚上，他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看外勤队报上来的监视记录，不是打字机打的，是手写的记录本，一页一页翻。
余则成的生活规律得很。早上七点到站里，中午在食堂吃饭，下午要么在办公室，要么去港口或码头办事，晚上六点左右回家，很少应酬。
但有几个细节，引起了刘耀祖的注意。
第一，余则成每礼拜三下午，都会去一趟中山路的“光明照相馆”。每次待半小时左右，有时候是取照片，有时候是买胶卷。
第二，他每个月都会去一次码头，不是公事，就是一个人去，在码头边站一会儿，看看海，然后离开。
第三，他住处附近有个邮筒，他几乎每天下班都会路过，但很少寄信。可外勤队注意到，有个戴帽子的男人，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在邮筒附近转悠，有时候会往里面扔东西。
刘耀祖把这些细节都记在自己的工作本上，用红笔圈出来。
照相馆、码头、邮筒。
这三个点，连起来像什么？
他想起以前在北平破获共党地下电台时，那些人的联络方式，就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