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顾文渊突然来访，神色紧张。
“出事了。”他进门就说，“今天上午，警察搜查了金陵大学附近的三个学生宿舍，抓走了六个人。”
“什么理由？”
“说是‘查禁违禁书籍’，但实际上搜走的东西里，有我们诗社的油印诗集，还有几本从上海带来的进步杂志。”顾文渊说，“许慎之很担心，怕牵连到诗社其他人。”
陈朔心中一紧。这应该不是影佐的直接指令，因为按照周明远的情报，影佐的策略是系统性的“分类处理”，而不是这种粗暴的搜查。但警察部门的行动，往往不受战略部门完全控制。
“被抓的人是什么背景？”
“都是普通学生，没有组织背景。”顾文渊说，“但其中一个人的哥哥在苏北根据地，这个信息可能被掌握了。”
这就麻烦了。如果敌人把这个作为“通匪”的证据，事情就会升级。
“周明远知道吗？”
“已经通知他了。”顾文渊说，“他表示会想办法，但警察系统不完全归影佐管，他影响力有限。”
陈朔沉思片刻：“我们要做三件事。第一，让许慎之立即暂停诗社的所有聚会，销毁敏感资料。第二，通过中间人给被抓学生的家属提供法律援助，但要切断与我们的一切联系。第三，观察影佐对此事的反应——如果他介入，说明这是他的意思；如果他不介入，说明这是警察系统的擅自行动。”
不同的反应，意味着不同的策略。
顾文渊匆匆离开去安排。苏婉清担忧地说：“这会打乱我们的计划。”
“但也会暴露敌人的内部矛盾。”陈朔说，“如果影佐不知道这次搜查，说明他对警察系统的控制并不完全。如果他知道但没阻止，说明他的策略在调整。无论如何，我们都能获得信息。”
这就是认知战的另一个特点——把危机转化为情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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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中山北路总部。
影佐祯昭确实不知道上午的搜查行动。当他从助手那里得知消息时，脸色沉了下来。
“谁下的命令？”他问。
“首都警察厅特高科，说是接到线报，有违禁书籍流通。”助手回答，“但据我们的人观察，搜查很粗糙，更像是例行公事，或者是某个中层官员为了表现。”
影佐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秋日的阳光很好，但他的心情很糟。
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不受控制的行动。粗鲁、短视、破坏性。就像在精心布置的棋盘上，突然有人乱扔棋子。
“抓的人呢？”
“关在特高科看守所，正在审讯。但据说没审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些普通学生，读了些不该读的书。”
“违禁书籍具体是哪些？”
助手递上一份清单。影佐快速浏览：《家》、《春》、《秋》——巴金的小说；《呐喊》、《彷徨》——鲁迅的作品；还有几本上海出版的文艺杂志，以及那份油印诗集。
看到诗集时，影佐的目光停住了。封面上手写的“钟山诗社”四个字，让他想起了文化艺术节上那个紧张的年轻代表，李思明。
“这个诗社，查过了吗？”
“初步查过，负责人是金陵大学的讲师许慎之，背景干净。诗社活动都在学校备案过，内容以古典诗词为主，偶尔有些现代诗。”
“诗集内容？”
“大多是写景抒情，但有几首……有些隐晦的意味。”助手小心地说，“比如这首《秋雨湿梧桐》，表面写景，但‘根深志未残’、‘新绿满钟山’这些句子，在当下语境中，可能被解读出其他意思。”
影佐拿起诗集，翻到那首诗。他懂中文，也懂中国古典诗词的含蓄表达。这首诗确实有问题，但不是明显的问题，是那种“可以解释为有问题，也可以解释为没问题”的模糊问题。
这种模糊，最让人头疼。
“警察那边准备怎么处理？”他问。
“按惯例，拘留几天，训诫，罚款，然后释放。但如果要深究，可以按‘传播违禁思想’处理，那就要移送司法机关了。”
影佐思考着。如果严惩，会打草惊蛇，让其他类似团体更加隐蔽。如果轻放，又显得软弱，可能助长类似活动。
他需要的是一个既能展示控制力，又不引起过度反弹的处理方式。
“告诉警察厅，”他最终说，“这些人可以放，但要有条件。第一，写悔过书，保证不再接触违禁书籍。第二，接受‘文化教育’，参加官方的读书会。第三，他们的行为要通报所在学校，由学校加强管理。”
“那诗社呢？”
“诗社继续存在，但负责人许慎之要接受‘谈话指导’。”影佐说，“告诉他，官方支持健康的文化活动，但要注意方向。如果他配合，诗社可以成为官方‘金陵诗友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