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尔猛地站起来，脸上露出了笑容：“殿下，这句话，我会原封不动地在议会大厦里吼出来。我保证，明天的报纸头条会让乔治·里德那个胖子气得脑溢血。”
“去吧，先生们。”亚瑟挥了挥手，“最高明的强盗分赃，不是分给同伙，而是分给路人。因为路人比同伙更忠诚。”
……
三天后，7月6日。
堪培拉，联邦议会众议院。
旁听席上挤满了记者和民众，甚至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
乔治·里德正在讲演台上挥舞着拳头，他的单片眼镜因为激动而摇摇欲坠，肥胖的身躯在讲台后剧烈颤抖。
“……这是赤裸裸的挥霍！这是对纳税人金钱的亵渎！”里德咆哮着，“两百万镑！如果我们用它来削减进口关税，我们的农场主就能买到更便宜的收割机！而政府却想把这笔钱扔进无底洞，去为那些因为体质孱弱或不注意卫生而生病的人买单！这是在违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这是在纵容软弱！”
保守党席位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和叫好声。
“政府无权用一部分人的勤劳致富，去填补另一部分人的医疗账单！”一名来自西澳的大牧场主议员大声附和，“这是对私有财产的抢劫！”
在一片喧嚣中，总理安德鲁·费希尔缓缓站起身。
他并没有急着反驳，而是静静地看着对面喧闹的绅士们，直到声音渐渐平息，直到整个大厅只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
“里德先生说，那是纳税人的钱。”费希尔的声音不高，但穿透力极强，“但他忘了，这笔钱的来源，是波斯的油田。是亚瑟殿下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在沙漠里赢回来的。这笔钱，从法理上讲，是国家资产的增值，而非从你们口袋里掏出的税款。”
“至于您说的软弱和优胜劣汰……”
费希尔转过身，指着旁听席上几位他特意邀请来的客人——几位衣着朴素、满脸病容的老人。他们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这是他们一辈子都不敢想象能进入的地方。
“那位是杰克·汤普森，他在新南威尔士的煤矿里干了四十年，肺里吸满了煤灰，现在他68岁了，每次呼吸都像拉风箱。那位是萨拉·米勒，她在纺织厂工作，抚养了五个孩子，其中两个在布尔战争中为帝国战死。”
议会大厅里变得安静下来，只有几声咳嗽声。
“在你们眼中，他们是失败者，是劣等品。”费希尔的声音突然拔高，变成了愤怒的咆哮，“但在政府眼中，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基石！是他们挖出了煤，织出了布，建起了这座议会大厦！现在他们病了，国家有义务照顾他们！”
费希尔猛地拍向桌子，“你们在愤怒什么？你们愤怒是因为这笔钱没有变成减税法案，没能让你们的酒窖里多添几瓶波尔多红酒！没能让你们的赛马场上多几匹纯血马！”
他向前迈了一步，直视着乔治·里德的眼睛：
“但我告诉你们，这届政府的良心就在这里——你们想减税买红酒，而殿下和我们，想让这个国家的建设者们在病倒时，能有一位医生握住他们的手！”
“哗——”
旁听席上瞬间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不仅仅是民众，就连一些中立派的议员也被这番话震撼了。有人甚至站起来高呼“费希尔万岁”、“殿下万岁”。
里德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在这个简单粗暴、却直击人心的道德对比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当政治变成了良心的拷问，谁站在道德洼地，谁就输了。
……
7月8日，深夜。联邦宫。
喧嚣的政治斗争被厚重的宫墙隔绝在外。相比于议会的硝烟，二楼的私人起居室里弥漫着一种温馨而私密的氛围。
艾琳娜正靠在壁炉旁的软榻上，手里拿着一根织针和一团淡蓝色的羊毛线，正在给未出世的孩子编织一双小袜子。怀孕已经三个月的她，小腹只是微微隆起，但孕期的反应让她看起来有些憔悴。
“呕……”
一阵突如其来的恶心感让她放下了手中的活计，捂着嘴干呕了几声。
亚瑟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文件，快步走到她身边，递上一杯温热的柠檬水。
“还是很难受吗？”亚瑟轻轻拍着她的后背，眼中满是关切。
“还好，小家伙今晚比较闹腾。”艾琳娜喝了一口水，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柔和的笑容，“医生说这是好现象，说明他很有活力。你看，他还没出生，就已经在折腾他的父母了。”
亚瑟叹了口气，坐在榻边，握住她的手：“我很抱歉，艾琳娜。我陪你的时间太少了。”
“亚瑟。你有你的战场。”艾琳娜善解人意地摇了摇头，手指轻轻抚平亚瑟眉间的皱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