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键的是，”他着重强调，“与某些欧洲公司谋求完全控制权、排斥中方参与的做法不同，我们澳方的目标是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我们不谋求控股权，尊重中方在合资公司中的主导地位，也不附加任何损害贵国主权的政治条件。我们追求的是合理的商业回报，例如矿产资源的长期稳定供应保障，即以公平市价优先购买，或是铁路建成后一定年限的运营收益分成。我们更看重的是长期的、可持续的合作关系。为了体现诚意，我们甚至可以承诺，在合作项目中，帮助贵国培训一批自己的铁路工程师、地质勘探人员和现代矿业管理人才。”
这番话，如同精准的钥匙，恰好插进了清廷官员心中那把既渴望西学自强、又恐惧丧权辱国的复杂门锁。
他们太需要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来推动步履维艰的改革，但也对列强借此进行政治、经济渗透甚至领土蚕食的行为充满了屈辱的记忆和深深的恐惧。
澳大利亚提出的这种更平等、更侧重于技术转移、不附加政治条件、甚至承诺帮助培养人才的合作模式，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至少在表面上，提供了一种与虎谋皮之外的潜在选项。
张德彝没有立刻表态，只是表示事关重大，涉及多个部院衙门，他会将澳方的详细提议，连同那些制作精美的宣传册，通过加急电报详细禀报国内军机处和外务部，并力主促成一次更高级别的接触。
但他眼中那份明显增加的兴趣，以及随后几次会谈中更趋积极和具体的询问，已经清晰地表明，亚瑟这步旨在经济开路、技术先行的对华战略布局，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至少在官方层面打开了一扇沟通与合作的窗口。
然而，作为一个洞悉历史走向、深谙政治复杂性的领导者，亚瑟绝不会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清廷身上。
他知道，此刻的大清帝国，内部暗流涌动，以康有卫、梁起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虽然在新政中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根基不稳；而以孙仲山为首的革命党则在海外积蓄力量，伺机而动。
未来中国的走向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作为一个战略家，他从不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因此，在麦格雷戈与清廷官员周旋的同时，亚瑟指示cSb驻伦敦的负责人，代号钟表匠的资深特工，动用其在伦敦建立的极其隐秘的情报网络。
通过一位同情中国变革、与流亡知识分子交情甚密的英国记者费雷泽，钟表匠与这时正积极在欧洲筹款和宣传革命思想的孙仲山先生的代表人物，同盟会欧洲支部的负责人，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一间常有各国留学生和流亡者聚会的公寓里，进行了一次高度机密、仅有极少数人知晓的非正式会面。
这次会面的主要目的是收集信息和传递信号，而非提供实质援助。
会面的氛围紧张而充满试探。
钟表匠以一位对远东局势感兴趣的独立学者的身份出现，表达了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切，并希望了解革命党对建立共和中国的具体设想、组织架构、主要依靠力量以及对列强，特别是日本和英国的态度。
他巧妙地暗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新兴的太平洋国家，乐于见到一个独立、稳定、繁荣的中国出现，并愿意与任何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力量建立非官方的沟通渠道。
革命党的代表，对这位突然出现的、身份可疑的学者充满了警惕。
他们怀疑这是否是英国政府或清廷使馆派来的探子。
但他们同样也极度渴望获得任何形式的外部信息和潜在支持。
在确认了对方并非直接威胁后，革命党代表有选择地、谨慎地阐述了他们的共和理念、目标以及对未来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初步构想，同时也表达了对列强干涉和日本野心的担忧。
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澳大利亚方面流露出的对日本的警惕，并试图以此为共同点，寻求某种程度的理解甚至默契。
这次秘密会晤并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或承诺。
亚瑟的首要目的并非提供援助，那在这时太过冒险，且时机远未成熟。
他需要的是第一手的信息，是对这股潜在的、可能颠覆整个中国格局的力量的真实评估。
钟表匠随后向亚瑟提交的报告，清晰地描绘了革命党的现状：他们拥有坚定的信念、明确的政治纲领，即三民主义的雏形，和一批充满牺牲精神的核心骨干；他们在海外华人社群中拥有一定的动员能力，并试图争取国际同情；但他们的组织结构尚显松散，内部存在不同派别，诸如光复会、华兴会等的矛盾，缺乏稳固的国内根据地和可靠的军事力量，其成功前景看来依然渺茫且充满变数。
综合了来自清廷官方和革命党秘密渠道的信息，亚瑟对这时中国的复杂局势有了更清晰的判断。
清廷的改革虽然步履蹒跚，但其庞大的体量和惯性依然使其在短期内是主要的权力掌控者，是澳大利亚进行经济合作、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