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座钟，是十七座。
布谷鸟钟、报时塔钟、音乐盒钟、天文钟——
每一座都以自己的方式宣告同一个时刻，声音在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交织成一片混乱而精确的和鸣。
橱窗里的金质怀表在午后阳光下闪烁，表盘上的罗马数字被擦得一尘不染。
伯尔尼已经七百年没有经历过战争。
这座城市太老了，老到忘记了恐惧是什么颜色。
喷泉里的清泉依然流淌，熊苑里的棕熊依然在午后慵懒地打盹。
联邦议会大厦的绿色穹顶在阿尔卑斯山的背景下显得庄重遥远。
下午三时零七分，一辆没有标识的黑色马车停在议会大厦侧门。
格里·克里夫兰走下马车时，左膝的旧伤让他踉跄了一下，1888年白宫楼梯上那次摔伤，十八年后还在提醒他，有些伤害不会随着时间痊愈。
六十九岁的前总统抬头看了一眼瑞士的天空。
蓝，太蓝了。
蓝得像俄亥俄州他童年记忆里的夏日，蓝得像1893年他第二次就职典礼那天华盛顿的天空。
那是十三年前。
那时没有人相信，有朝一日他会以战败国密使的身份，来到一个七百年没有战争的国家，请求与一个他从未真正理解过的东方强权谈判。
“克里夫兰先生，”瑞士礼宾官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华夏联邦代表已经在二号会谈室等候。”
克里夫兰点点头。
他整理了一下深灰色常礼服的领结，这是在巴黎定制的最后一件礼服，1896年卸任后去欧洲旅行时做的，十年来只穿过三次。
袖口有些磨损了，妻子说要帮他缝补，他说不用。
也许不需要了。
二号会谈室，房间不大，三十平方米，一张橡木长桌，六把洛可可风格的扶手椅，墙上挂着一幅18世纪的瑞士地图。
窗户正对着熊苑，可以看见棕熊在围栏里缓慢地踱步，偶尔抬起头，用黑亮的小眼睛望向窗内。
林承志已经在等了。
他比克里夫兰记忆中瘦了很多，上一次见面是1900年巴黎世博会，那时林承志还是“神秘的东方亿万富翁”，在共济会东方支部的秘密聚会上与克里夫兰有过一面之缘。
“克里夫兰先生，”林承志用英语开口，“请坐。”
克里夫兰落座时，左膝又疼了一下。
他没有表现出来，六十九年的生命中，他学会了隐藏疼痛，政治的、身体的、内心的，都一样。
“执政官阁下，”他开门见山，“罗斯福总统授权我向您传达和平意愿。”
林承志没有回应。
他只是看着克里夫兰。
“罗斯福总统愿意就太平洋问题进行谈判，”克里夫兰继续陈述，“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华夏联邦太平洋舰队必须首先撤离夏威夷海域。
只有在军事压力解除的情况下，政府才能说服国会和公众接受有意义的对话。”
“克里夫兰先生，”林承志看着对方，“您今年六十九岁。”
“是。”
“1861年，您二十四岁，林肯总统就职那年，您刚刚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克里夫兰的瞳孔微微收缩。
“1865年林肯遇刺时，您在纽约州布法罗当代理地区检察官。
您听说消息后，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整个下午。
您后来对朋友说：这个国家失去了最后一位能让南北和解的领袖。”
林承志站起身，走到窗前。
“1898年美西战争，您六十一岁，已经卸任总统。
您现在坐在这里，代表您曾经反对的那场战争、那个帝国、那种逻辑，来向我要求撤军，作为谈判的前提。”
克里夫兰沉默着，良久，他摘下金丝眼镜，用麂皮绒布缓缓擦拭。
“执政官阁下，您对我的生平调查得很清楚。
那您也应该知道，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我差点让美国与英国开战，为了门罗主义，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我不是和平主义者。
我只是认为，有些仗值得打，有些不值得。
1898年菲律宾不值得。
1906年的太平洋……也许也不值得。”
克利夫兰直视林承志。
“但我不是罗斯福总统的使节吗？
我必须把他的条件带到，这是我的职责。”
林承志走回座位，坐下。
“那请您转告罗斯福总统，谈判可以，但必须在夏威夷解放之后。
美国必须正式道歉并赔偿。
这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条件。
这是前提。”
克里夫兰没有立刻回应。
他从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