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卢润东从郑州登上西行列车的同一天，八百公里外的徐州城外，一场蝗灾正以毁灭之势席卷田野。
那景象如同地狱降临。
起初只是天边出现一片移动的灰云，低低地压过来。有经验的老农抬头一看，脸色瞬间惨白：“蝗虫！快！快收还能收的！”
但已经来不及了。黑压压的蝗群像决堤的洪水，瞬间淹没了田野。它们落在玉米秆上，高粱叶上，豆秧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那是亿万只口器同时啃噬的声音，密集得让人头皮发麻。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踉跄着跑进自家地里，拼命挥舞着破褂子：“滚！滚开！”但蝗虫毫不理会，落在她的头上、肩上，甚至往她嘴里钻。她跪倒在地，双手颤抖地捧起一把被啃得只剩脉络的叶子，干瘪的嘴唇哆嗦着，却哭不出声音——眼泪早就流干了。
“娘，走吧。”一个面黄肌瘦的中年汉子扶起老妇，他的眼睛深陷，颧骨突出，这是长期饥饿的印记，“听说北边有活路......”
“能去哪儿啊？”老妇喃喃道，眼神空洞，“去年逃荒，你爹就死在路上了。你大哥一家去了南边，到现在音信全无......”
“不一样！”旁边一个年轻人激动地插话，他大概十八九岁，虽然瘦，但眼睛里还有光，“俺听南来的人说，河南安阳那边，聚村抗旱，人人有饭吃！白洋淀、晋省、聊城......这些地方都有活路！那边组织起来打井修渠，还办工厂，去了就能干活，干活就有饭吃！”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灾民间传开。
起初只是田间地头的窃窃私语：“你听说了吗？北边......”
“真的假的？别又是骗人的。”
“我二舅家的表侄去了，托人捎信回来，说一天三顿饭，虽然粗粮，但管饱！”
后来变成了破庙墙角的公开议论。一座废弃的土地庙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难民。一个读过几天私塾的老先生捋着稀疏的胡子，慢条斯理地说：“老夫仔细打听了，这‘聚村’之法，颇有古风。乃是合数村之力，兴修水利，共享资源。据说还办夜校，教化百姓......”
再后来，干涸的河床边、废弃的窑洞里、甚至官道旁的茶棚，到处都在传：
“安阳那边还发种子，教种耐旱的庄稼，叫什么‘抗旱一号’玉米......”
“听说夜校不要钱，小孩老人都能去认字，学会了还能当记账先生......”
“聚村有护村队，青壮年参加训练，不光管饭，还发衣服......”
没有人知道这消息最初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就像春天的蒲公英，风一吹，种子就散得到处都是。
只有南京那座森严的中统大楼里，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正对着电话低声汇报。他的办公室在二楼，窗户朝着后院，厚重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陈部长，消息已经散出去了。”徐恩曾的声音平稳，但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现在苏北、皖北、山东半岛，至少有上千万难民听说北边有活路。我们在各地的站点又添了把火，编了些故事——说安阳那边挖出了地下河，粮食堆成山；说聚村的工厂缺人，去了就发工钱。”
电话那头传来低沉的声音，带着江浙口音：“很好。卢润东不是要聚村吗？给他聚，给他聚几千万人，看他怎么养活。粮食从哪里来？房子从哪里来？人聚多了，必生乱子。到时候，看他怎么收场。”
徐恩曾推了推眼镜，嘴角浮起一丝冷笑：“部长高见。难民一多，粮食紧张，治安恶化，他那套‘聚村救国’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到时候，委员长那边......”
“委员长那边我自有交代。”电话挂断了。
徐恩曾放下话筒，走到窗前，掀开窗帘一角。楼下街道上，黄包车夫拉着衣着光鲜的客人匆匆而过，报童的叫卖声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刺耳：“看报看报！中原蝗灾肆虐！看报看报！”
他放下窗帘，坐回椅子上。桌上摊着一份文件，是北方各省聚村情况的汇总报告。他翻到最后一页，看到预估的聚村人口数字时，眉头皱了皱——增长得太快了。
“不过也好。”他自言自语，“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难民开始动了。
起初是三三两两，是那些最绝望的人。他们用破布包着最后一点家当——一口豁了口的铁锅、几件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半袋已经发霉的杂粮。老人拄着树枝削成的拐棍，妇女背着用破布裹着的婴儿，孩子光着脚丫，脚底板结着厚厚的老茧。
他们像涓涓细流，从干裂的田野里，从破败的村庄里，从饿死过人的祠堂里，慢慢汇聚出来。
后来变成了成群结队。一个村子要走，整个村子都跟着走——留下只有死路一条。村长敲着破锣：“能走的都走！往北！北边有活路！”人们扶老携幼，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