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掀起帘子，热风裹挟着尘土扑面而来。放眼望去，本该是玉米拔节、高粱抽穗的季节，田野里却只有零星枯黄的秸秆在热风中瑟瑟发抖。可就在这片焦渴的土地上，另一种生机正在顽强勃发——
道路右侧，三十多个赤膊汉子正喊着号子拉动绞盘。粗壮的麻绳从井口一节节升起，带出地下深处的湿土。“嘿——哟！嘿——哟！”号子声粗犷有力，汗水顺着他们古铜色的脊背流淌，在阳光下闪着光。井口旁，几个老人蹲在地上，仔细检查挖出的土样，用手指捻着，凑到鼻尖闻。
“这一层见湿土了！”一个白胡子老汉突然激动地喊起来，“再往下三丈，准能见水！”
人群爆发出欢呼。一个年轻后生丢下水桶就要往井里跳，被旁边人一把拉住：“不要命了！等支架加固好！”
卢润东的马车继续前行。转过一道土坡，眼前的景象让他呼吸一滞——一条新挖的水渠像大地的血脉，蜿蜒伸向地平线。渠岸上，数百人正在劳作：男人们用铁锨清理渠底，女人们排成长龙传递土筐，孩子们提着瓦罐给大人送水。更远些的山坡上，一队人正在栽树，每棵树苗根部都裹着浸透水的草席。
“同志，前面就是安阳地界了。”赶车的老汉抹了把脸上的汗，在衣服上蹭了蹭手，指着远处山腰，“您瞧那儿——太行引水渠的设计，咱们自己琢磨出来的！”
卢润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半山腰一处平地上，一群人围着一张摊在木板上的图纸。图纸是用旧报纸拼接而成，上面用炭笔画着密密麻麻的线条。一个戴草帽的中年人正用木棍指着图纸讲解，周围七八个人听得入神。旁边，一面褪了色的红旗插在石缝里，在热风中猎猎作响，旗面上“战天斗地”四个大字已经斑驳，却依然醒目。
“去年这时候，这儿还是一片死寂。”老汉自顾自地说着，声音里有一种经历过绝望后的平静，“逃荒的人一拨接一拨，树皮都扒光了。后来聚村抗旱的法子传过来，县里组织了十几个村的劳力，集中打井修渠。现在......”他顿了顿，语气里有了底气，“现在至少不饿死人了。”
马车驶近打井工地时，日头已经偏西。十几架人力绞盘在同时运转，吱呀吱呀的声音响成一片。一个满脸泥水的年轻人看见马车，直起腰挥了挥手，露出一口白牙：“卢先生！您可算到了！”
卢润东跳下马车，热浪瞬间将他包裹。空气里弥漫着汗水、泥土、石灰和井底湿气混合的复杂气味。指挥中心的窝棚搭在工地东侧，是用木棍、秸秆和破帆布临时搭成的，棚顶压着防雨的油布，四周用土坯垒了半人高的墙。
窝棚里闷热得像蒸笼。三张粗糙的木桌拼在一起，上面摊满了图纸、表格、账本。一盏煤油灯挂在棚顶，尽管是白天也点着——棚内光线太暗。一个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正俯身在图纸上画着什么，手臂上晒脱的皮一层叠着一层。
“赵大勇。”卢润东叫了一声。
汉子抬起头，眼睛布满血丝，但眼神锐利：“卢先生！您来得正好！”他直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发出咔吧的响声，“这是第三十七口井了。按照您提供的图纸，咱们改了绞盘结构，加装了滑轮组，现在一天能打下去八丈深。”
卢润东走到桌前。图纸上标注着这一带的地质结构：上层是五丈厚的黄土，中间有三丈砂石层，再往下是页岩。每口井的深度、出水量、受益户数都详细记录。旁边一本账册上，用工、用料、粮食消耗记得清清楚楚。
“聊城那边情况怎么样？”赵大勇递过来一碗凉开水。碗是粗陶的，边缘有个缺口。
卢润东接过碗，一口气喝了半碗，清凉顺着喉咙滑下，稍稍缓解了燥热：“比这里早些起步。现在基本能做到每个聚村都有两口以上的水井，大型储水窖三个。关键是组织起来——分散的农户对抗不了大旱，聚在一起就有办法。”
他走到窝棚门口，望着工地上忙碌的人群：“你们这里现在有多少劳力？”
“常驻的八千多人，轮流上工的三万多。”赵大勇跟过来，也望着外面，“周边十二个聚村，每村出两千多劳力，分三班倒。打井的专门打井，修渠的专门修渠，还有一队人专门养护工具。粮食由各村按劳力出工数分摊，县里补贴一部分。”
夕阳西下，天边泛起火烧云。工地上点起了火把和油灯，夜班的人接替了白班的活计。打井的号子声在暮色中传得很远，一声接一声，像是这片土地的心跳。
卢润东和工人们围坐在篝火旁。火上架着两口大铁锅，一口煮着野菜糊糊，一口蒸着杂粮窝头。人们捧着粗陶碗，就着咸菜疙瘩，吃得津津有味。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凑过来，蹲在卢润东身边，小心翼翼地问：“卢先生，俺听说陕西那边，聚村不光打井，还办夜校、开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