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开始是好奇，接着是羡慕，最后，一些胆子大、家里光景稍好点的后生，悄悄跑到小王庄来“蹭课”，回去后眉飞色舞地讲述，更勾起了更多人的心思。
不断有邻近村子的村长、族老，或是结伴的年轻人，找到小王庄的民兵队长或苏婉清，试探着问：“苏先生，李司令，这夜校……能不能也到我们村办一个？我们出地方，出灯油！”
面对这自发涌动的学习热情，李星辰和苏婉清欣喜之余，也意识到，单纯的等待和被动接收已经不够了。需要主动走出去，把“曙光”播撒到更广阔的田野山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李星辰在干部会上，指着墙上简陋的晋中地图，“既然乡亲们需要，我们就把夜校办到他们家门口去！
不光是认字，还要教他们怎么选种、怎么防虫、怎么记账、怎么看懂政府的告示、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让知识，真正成为他们改变命运、抗击敌人的武器！”
一场“文化下乡”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李星辰抽调了支队里几个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战士，又从夜校第一批学员中选拔了几个学习好、觉悟高的骨干，由苏婉清进行短期培训，组成了一支精干的“扫盲宣传队”。
李星辰和苏婉清亲自带队，背着简单的行李、黑板、粉笔、油印的识字课本和宣传材料，开始了巡回教学。
第一站，是距离小王庄二十多里、更深山里的石头坳。村子名副其实，土地贫瘠，石头多，水少，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日子过得比小王庄还苦。
听说八路的“先生”要来教认字，村里人将信将疑，只有十几个半大孩子和两三个胆大的后生，聚在村里废弃的山神庙前，好奇地张望。
苏婉清没有直接开课，而是让队员帮村里的老人劈柴、挑水，和妇女们拉家常，了解村里的困难。李星辰则和村里的老农蹲在地头，查看干旱的麦苗，讨论有没有引水灌溉的可能。
到了晚上，山神庙前燃起篝火，苏婉清用一块门板当黑板，用烧黑的木炭当粉笔，从最简单的“人”、“口”、“手”、“日”、“月”教起，用当地方言，结合日常生活，讲得生动有趣。
李星辰则在一旁，用更直白的话，讲解抗日政府的“二五减租”、“互助变工”政策，讲打鬼子、保家乡的道理。
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有朴实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知识。
篝火照亮了一张张从好奇到专注、从麻木到泛起光彩的脸庞。当苏婉清用一首简单的“春天到，种田忙，多打粮，打东洋”的顺口溜，教会大家认识那几个字时，庙堂前响起了生涩却认真的跟读声。
当李星辰用石子在地上摆出简单的算式，帮一个老汉算清他被地主盘剥了多少粮食时，老汉浑浊的眼睛里涌出了泪花。
“识字……真能有用？”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婆婆怯生生地问。
“有用！”苏婉清斩钉截铁，拿起一张抗日政府的布告，“婆婆你看，这上面写着，政府要组织纺线队，纺出的线政府收购，能给家里添进项。以前你看不懂，就只能听别人说。
以后你自己能看了，心里不就亮堂了？不怕被人糊弄！”
“李司令，那减租……是真的？地主能答应？”一个中年汉子鼓起勇气问。
“政府有法令，我们八路军有枪杆子！”李星辰声音不高，却带着千钧之力，“只要大伙心齐，组织起来，就能把法令落到实处！地主要是敢不答应，自有政府和他讲道理！我们当兵的，就是给你们撑腰的！”
质朴的话语，简单的道理，却像春风吹进了干涸的心田。石头坳的夜，第一次因为知识和希望而变得不同。接下来的几天，越来越多的人涌到山神庙前，连一些步履蹒跚的老人，也搬着小板凳，坐在外围，静静地听。
“文化下乡”的种子，在石头坳，在更多类似的村庄，扎下了根。一支支小型的扫盲队被组建起来，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向更远的地方。
李星辰和苏婉清的身影，出现在一个个破旧的祠堂、庙宇、场院，他们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山村夜晚，点燃了一簇簇微弱的、却顽强不息的“知识之火”。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也在悄然进行。
安娜·伊万诺娃，这位来自《真理报》的国际记者，在完成对晋中根据地的初步采访后，带着大量一手资料和照片，历尽艰险，辗转返回了苏联，随后又前往瑞士、美国等国的反法西斯舆论阵地。
她不仅是一位记者，更成了一位勇敢的揭露者和宣传者。
在日内瓦的一次国际反法西斯文化人士聚会上，安娜面对众多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作家、学者，展示了她拍摄的照片：
有被日军烧毁的校舍废墟，有骨瘦如柴的孤儿，有在煤油灯下专注学习的夜校学员，有李星辰在战场指挥若定的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