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来得太突然，像一支冷箭，直射心口。我脑子嗡的一声，血液都往头上涌。

    助什么？怎么助？为什么问这个？

    无数个问题在脑子里炸开，但我一个也不能问。我只能低下头，用最标准、最安全的话回答：

    “兄为藩王，弟为臣子，皆忠陛下。”

    说完，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像擂鼓。

    朱棣没说话。他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笑容在月光下有些模糊：“好。好一个‘皆忠陛下’。”

    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回吧。明天还要赶路。”

    上马时，我的腿在抖。不是累的，是怕的。

    回营地的路上，我们都没说话。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一前一后，像两条永远无法交汇的线。

    --

    现在，我坐在诏狱里，嚼着昨天剩的半个窝头，复盘洪武二十五年的那个夜晚。

    如果那时候我知道，一年后太子朱标会病死，十五年后我会在金川门给朱棣开门，二十年后我会被他关在这里……

    我还会不会说“皆忠陛下”？

    窝头渣卡在喉咙里，我使劲咽下去，噎得眼泪都出来了。

    老张正好来送水，看见我这副样子，摇头：“李爷，慢点吃，没人和您抢。”

    我接过水碗，灌了一大口，顺了气才说：“老张，你说……人这一辈子，有没有可能不说一句违心话？”

    老张笑了：“那得是圣人。咱们凡夫俗子，哪能句句真言？”

    “那要是……违心话说多了，自己都分不清哪句真哪句假呢？”

    老张不笑了。他看着我，叹了口气：“李爷，您又想从前的事了。”

    是啊，又想从前了。在诏狱里，除了想从前，还能干什么？

    我靠在墙上，闭上眼睛。眼前又是凤阳的月光，朱棣坐在草坡上的侧影，还有那句“若有一日，兄需你相助”。

    后来他确实需要我相助了——靖难起兵，需要我“相助”打败建文的大军。我也确实“助”了——用我自己的方式。

    “皆忠陛下”。我忠了吗？忠了。忠了朱元璋，忠了朱允炆，也忠了朱棣——每个陛下我都忠了，每个陛下我都负了。

    真他妈讽刺。

    窗外传来马蹄声——不是幻觉，是真的。北征的队伍还没回来，这是巡夜的锦衣卫。马蹄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那年阅兵时五千六百人整齐的脚步。

    我忽然想，如果当年在草坡上，我给了朱棣另一个答案，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比如我说：“四哥若有需，景隆万死不辞。”

    那我会不会早十几年就被朱元璋砍了头？

    或者我说：“臣只知忠君，不知其他。”

    那朱棣后来还会不会信任我？还会不会在靖难时给我写信？还会不会在我开门后留我一命？

    不知道。全不知道。

    我只知道，二十三岁的我，在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选了一句最安全的话。

    安全到把自己安全进了诏狱。

    我笑了，笑出声来，笑得眼泪直流。

    老张在门外问：“李爷，您没事吧？”

    “没事。”我抹了把脸，“就是想起个笑话。”

    “什么笑话？”

    “一个人想了一辈子该怎么说话，最后发现，怎么说都是错。”

    老张沉默了一会儿，说：“李爷，早点歇着吧。明天……明天说不定有肉呢。”

    “好。”我说。

    但我知道，明天不会有肉。就像我知道，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说“皆忠陛下”。

    因为那就是我，李景隆。

    一个总想选对，却总选错的人。

    一个活了五十多年，才明白“对”和“错”根本不存在的人。

    月光又从牢窗照进来了。

    跟那年凤阳草坡上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