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只是咳嗽，御医来看过，说是风寒，开了几副药。爹喝药时皱着眉说：“这药苦得邪乎。”我当时还笑：“良药苦口嘛。”
后来想想，那药确实苦得邪乎——苦得像是把黄连、苦参、龙胆草一股脑儿全熬进去了。但我不敢说，因为开药的是宫里来的王御医，朱元璋亲自指派的。
爹卧床的第七天，我开始替他处理一些简单的文书。曹国公府的账簿、田庄的收成、军中旧部的请托……堆了半张书案。我坐在爹常坐的那把黄花梨木椅上，脚还够不着地，得垫个绣墩。
李诚在旁边磨墨，磨着磨着就抹眼泪：“少爷，您才十五……”
“十五不小了。”我低头看账本，其实心里慌得很。那些数字在眼前跳，像一群不安分的蝌蚪。
三月初九那晚，爹突然精神好了些。他让我扶他坐起来，靠在枕头上，窗外的月光白惨惨的，照得他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景隆。”爹的声音很轻，轻得我要凑近才能听清，“去把门关上。”
我关好门，回来坐在床沿。爹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冰凉冰凉的，握住我的手。
“有几句话，你记牢。”爹说一句，喘三口，“第一，袭爵之后，谨事陛下。咱们李家能有今天，全靠圣恩。这恩，得用一辈子还。”
我点头，眼泪掉在他手背上。
“第二……”爹的眼神忽然变得复杂，“善交燕王。”
我一愣。爹以前总说“皇家的人别太亲近”，现在却说“善交”。
“燕王雄才，将来必有大作为。”爹的手紧了紧，“但你记住——交是交，忠是忠。交情归交情，本分归本分。切不可混为一谈。”
这话我当时没完全懂。后来在靖难的那些日子里，我夜夜琢磨这句话，越琢磨越觉得爹早就看透了一切——他知道朱棣会起事，知道我会被夹在中间，所以给我指了条最险的路：既要交，又要忠。
“第三……”爹的声音更弱了，“你性子柔，心肠软。这本是好事，但在朝堂上……是祸根。该硬时，得硬起来。”
他说完这句话，闭上眼睛，胸口起伏得像破风箱。我喊李诚去叫御医，但爹摆摆手：“不用了。该来的，总要来。”
御医还是来了，又是那个王御医。他把了脉，开了方子，说了些“静养为宜”的套话。我送他出门时，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躲闪：“小公爷节哀。”
我那时不明白，人还没死，为什么要“节哀”。
第二天清晨，爹走了。走得很安静，像睡着了。李诚扑在床边嚎啕大哭，我却哭不出来。我只是坐在那儿，握着爹已经僵硬的手，想着他昨晚说的三句话。
十五岁，我成了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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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国公府的灵堂设了七天。白幡挂满了屋檐，孝服像一片移动的雪。来吊唁的人很多，武将文臣，络绎不绝。每个人都在我面前说“节哀”，说“文忠公千古”，说“小公爷保重”。
我跪在灵前还礼，膝盖肿了，腰直不起来。但我不敢喊疼——现在我是曹国公了，虽然诏书还没下，但所有人都已经这么叫我了。
第三天夜里，守灵的人少了。我靠在棺材边的蒲团上打盹，突然听见外面廊下有压低的说话声。
是府里的两个老家将，都是跟着爹从战场上下来的。一个姓张，断了一条胳膊；一个姓陈，脸上有刀疤。
“……老爷去得太突然。”张老将的声音。
“何止突然，是蹊跷。”陈老将更低声，“前几日还能吃两碗饭，怎么御医一来，反而……”
“嘘——小声点。”
“怕什么？这府里现在……唉。我就是觉得，老爷这病，来得怪，去得更怪。”
“你是说……”
“我什么也没说。但老爷这些年，太招眼了。北伐的功劳，练兵的权柄，还有燕王那边……”
话到这儿断了。脚步声远去。
我坐在黑暗里，浑身发冷。棺材就在我身边，楠木的，很厚，爹躺在里面。七天前他还能摸着我的头说“景隆长高了”，现在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招眼”“蹊跷”“御医”——这几个词在我脑子里撞来撞去。
我突然想起爹喝药时皱的眉，想起王御医躲闪的眼神，想起朱元璋这几年对功臣的处置：廖永忠沉船死了，汪广洋贬了又杀，胡惟庸案牵连上万……
我打了个寒颤。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皇权的重量——不是奏章上的朱批，不是朝堂上的山呼，而是悄无声息地，就能让一个国公“病逝”。
李诚端着热粥进来时，看见我脸色煞白，吓了一跳：“少爷，您怎么了？”
“诚叔。”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爹他……真是病死的吗？”
李诚手里的粥碗“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热粥溅了他一裤腿。他顾不上擦，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