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最后这句。”朱棣把札记卷起来，“虽然幼稚，但肯动脑子。景隆，为将者最忌盲从，你能看出问题，哪怕看错了，也比浑浑噩噩强。”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这话，到此为止。若让御史听见，参你一个‘离间天家’都是轻的。”

    我赶紧点头，点得像啄米。

    “这卷札记，我替你呈给父皇。”朱棣说，“但最后这句，我会替你抹了。不是怕事，是护你——你才十三岁，不该沾这些。”

    我当时感激涕零。后来才明白，他抹掉那句话，未必全是为我——那句话戳中的，正是朱元璋最深的忌讳。

    回南京前一天晚上，朱棣在王府设小宴。就我们俩，四菜一汤，还有壶温过的黄酒——他让我也喝半杯。

    “景隆。”酒过三巡，朱棣看着我说，“这趟走完，有何感想？”

    我想了想：“北边……和南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南京太精致，像盆景。北边……”我搜肠刮肚找词，“北边像没打磨的刀，糙，但锋利。”

    朱棣大笑，笑完把杯中酒一饮而尽：“说得好。那你是喜欢盆景，还是喜欢刀？”

    我答不上来。十三岁的孩子，哪懂这些。

    “不急。”朱棣拍拍我的肩，“你还小，慢慢想。但记住——无论是盆景还是刀，都得有人守着。咱们这样的人，生下来就是守东西的命。”

    宴散时，他送我到厢房门口。月光很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三个月后，你爹该想你了。”朱棣说，“回去好好读书，好好习武。将来……总有再见的时候。”

    我行礼告退，走了几步回头，他还站在那儿。

    那一幕我记了很久。后来我在诏狱里，无数个夜晚会想起那个站在月光下的燕王，想起他说“咱们是守东西的命”。

    可他最后没守住藩王的忠，我也没守住臣子的节。

    我们都成了自己该守的东西的叛徒。

    --

    回南京的路走了二十多天。越往南，景致越柔，风越暖，但我心里反倒空落落的。

    到家时，爹在门口等我。三个月不见，他鬓角的白发又多了几根。

    “回来了。”他就说了这一句，然后细细打量我，“黑了，壮了。”

    我把《北边稚见》的副本呈给他——朱棣准我抄了一份。爹在灯下看到深夜，看完后长叹一声：“燕王……把你教得太好了。”

    这话我当时以为是夸奖。后来爹临终时，我才懂他的意思——教得太好，就会引人注目，引人注目，就容易出事。

    三天后，宫里传来消息：朱元璋看了《北边稚见》，御笔批了四个字：“孺子可教”，赏了我一副上好的文房四宝。

    爹捧着赏赐，手在抖。晚上他把我叫到祠堂，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让我跪下。

    “景隆，今日陛下赏你，是福也是祸。”爹的声音在香烟缭绕里显得缥缈，“从今往后，你不再是孩子了。你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人看着，记着，掂量着。”

    我抬头看那些黑漆漆的牌位。最上面是我爷爷李贞的，然后是开平王常遇春的（我爹过继给了常家），再往下，将来也会有我爹的，或许……也会有我的。

    “儿子明白。”我说。

    我真的明白吗？十三岁的明白，和三十岁、五十岁的明白，从来不是一回事。

    那晚睡前，我取出朱棣在居庸关让我摸的那片甲胄——临走时，他掰了一小片给我：“留着，当个念想。”

    甲片在烛光下泛着冷光。我摸着那个缺角，想象它曾经刺进过谁的身体，沾染过谁的血。

    三年后，朱棣真的送了我一套完整的甲胄，在我十六岁再去北平时。他说：“景隆，该有自己的甲了。”

    那套甲我一直没穿过。靖难时我穿的是朝廷发的明光铠，金灿灿的，像戏服。而朱棣送的那套，被我藏在府库最深处，直到抄家时被锦衣卫翻出来。

    他们呈给朱棣，朱棣看了很久，最后说：“收进库里吧。”

    他没说怎么处置，也没说还给。就像他没处置我，只是把我收进了诏狱这个“库”里。

    现在我在牢里，偶尔还会梦见居庸关的风，梦见那晚的星，梦见甲胄冰凉的触感。

    然后醒来，摸着身上破烂的囚衣，闻着牢房里永恒的霉味。

    十三岁那年，我以为自己摸到了刀的锋刃。

    五十岁这年，我才知道，握刀的人，从来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