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四月戊辰日，朝廷任命兵部尚书裴垍为太子宾客，这是因为李吉甫憎恶他的缘故。
庚午日，朝廷任命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兼管度支事务。有人告发泗州刺史薛謇担任代北水运使时，得到了一匹与众不同的宝马，却没有进献给朝廷。这件事被下发到度支司处理，度支司派遣巡官前去查验，巡官还没有返回，宪宗等得有些不耐烦，就派品官刘泰昕前去查办这件事。卢坦说：“陛下既然已经派相关部门的官员前去查验，又派品官接着去查办，难道大臣的可信度还比不上品官吗！臣请求陛下先将我罢官免职。”宪宗于是下令将刘泰昕召回。
五月，前任行营粮料使于皋谟、董溪因贪污数千缗钱财而获罪，皇上下诏赦免他们的死罪，将于皋谟流放到春州，董溪流放到封州。二人走到潭州时，朝廷又派宦官使者追上他们，赐他们自尽。权德舆上奏说：“于皋谟等人的罪行理应处死，陛下如果将他们斩首示众，谁还敢不敬畏国法！不应该在赦免他们之后又将他们处死。”董溪是董晋的儿子。
庚子日，朝廷任命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陇州的地界与吐蕃接壤，过去常常是双方互相监视，频繁入侵劫掠，百姓不得安宁。李惟简认为，守边将领应当谨慎地加强防守，积蓄钱财和粮食来防备敌军入侵，不应该贪图小利，挑起事端来骗取朝廷的恩赏，于是下令禁止士兵随意进入吐蕃的地界。他还大量购买耕牛，铸造农具，分发给那些自己无法置办农具的农民，由此开垦了数十万亩荒田。恰逢连年丰收，官府和百姓的粮仓都很充实，粮食商贩的足迹延伸到了其他地方。
朝廷赐予振武节度使阿跌光进李姓。
六月丁卯日，李吉甫上奏说：“从汉朝到隋朝，总共十三个朝代，设置官员的数量，没有哪个朝代能比得上本朝。天宝年间以后，中原地区长期驻军，现在在册的士兵就有八十多万，除此之外，经商的、做和尚道士的，不从事农耕的人又占了十分之五六。这就相当于常常是三分辛劳耕作的百姓，在供养七分不劳而食的人。如今朝廷内外靠税钱发放俸禄的官员，不少于一万人；天下有一千三百多个县，很多地方是把一个县的土地设为一个州，把一个乡的百姓设为一个县。请陛下下令让相关部门详细核定州县的设置，裁减可以精简的官吏，合并可以合并的州县，减少选拔官员的途径。另外，按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官员的俸禄是根据品级来制定的，一品官员每月的俸禄是三十缗钱，职田的禄米不超过一千斛。自从时局艰难以来，朝廷增设了许多使职，给他们发放优厚的俸禄。大历年间，有权势的大臣每月的俸禄高达九千缗钱，各州无论大小，刺史的俸禄都是一千缗钱。常兖担任宰相时，才开始设立俸禄的限额；李泌又根据官职事务的清闲与繁忙，酌情增加俸禄，当时人们都认为这种做法妥当便利，从道理上讲很难再削减。然而现在仍然存在官职名存实亡，或者名额已经取消但俸禄依旧发放的情况，而且官职的清闲与繁忙不同，俸禄的多少却相差悬殊。请陛下下令让相关部门详细核查官员的俸禄和各种补贴，酌情制定标准后上报朝廷。”于是宪宗下令让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共同详细核定。
秋季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亲报仇，杀死了秦杲，然后主动前往县衙投案自首。皇上下诏说：“为父报仇，依据《礼经》的说法，是不共戴天的大义；但根据法令的规定，杀人者应当处死。礼教和法令这两件事，都是帝王教化百姓的根本准则，二者之间存在这样的分歧，确实值得讨论辨析。应当下令让尚书省召集官员们商议，然后将商议结果上奏。”职方员外郎韩愈发表议论认为：“法律中没有关于为父报仇的具体条文，这并不是法律的疏漏。大概是因为如果不允许为父报仇，就会伤害孝子的心意，违背先王的教诲；如果允许为父报仇，人们就会依仗法律擅自杀人，无法遏制这种行为的开端。所以圣人在经书中反复阐明为父报仇的道义，却在法律中隐去相关条文，用意是让执法官吏完全依据法律来裁决，而让通晓经术的人可以援引经义来议论。应当制定这样的制度：‘凡是为父亲报仇的人，事情发生后，必须详细上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召集官员商议后上奏朝廷，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处理。’这样的话，礼教和法律就都不会偏离各自的主旨了。”戊戌日，皇上下诏：“判处梁悦杖刑一百，流放到循州。”
甲寅日，吏部上奏，称按照诏书的要求，合并裁减了朝廷内外的官员共计八百零八人，各部门的流外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发生大水灾，冲毁了州城的城墙。观察使窦群征发溪洞地区的蛮族百姓来修筑城墙，督促进度过于急迫，于是辰州、溆州的蛮族发动叛乱。窦群出兵讨伐，但没能平定叛乱。戊午日，朝廷将窦群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