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又奏请均衡节制财政，共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大略说：“旧制赋役之法为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年纳粟二石，称‘租’。每户按当地特产纳绢、绫、絁共二丈，绵三两；无蚕桑之地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调’。每丁每年服役，可纳绢代役，每日折绢三尺，称‘庸’。天下为家，法制统一，虽欲迁徙，不容作奸，故人心安定而政事有常。至安史乱华，百姓流离，户籍毁于避难，赋法坏于供军。建中初年，重立制度，执政者知弊当革，但举措失其本源；知简政可行，但操持不得要领。凡欲救弊，须深究致弊之由：时势之弊但治其时，法制之弊则全改其法，举措得当，方无后患。战事以来，供应无度，此为时弊，非法弊。而仓促更改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刮州县，校验簿册，每州取大历年间一年税赋最高额定为两税定额。财富生于人力，故先王定赋税以丁夫为本。不因勤耕增其税，不因辍耕减其租，则播种多；不因增产重其征，不因流亡免其调，则定居固；不因勉励加重其役，不因怠惰免除其庸，则勤出力。如此，则人安其居，尽其力。两税法则唯以资产为准，不以人丁为本。殊不知资产之中，有藏于怀袖箱囊，物虽贵而人莫能见；有储于场园仓廪，值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生息之货，数虽少而逐日生利；有房舍器具之资，价虽高而终年无利。此类情况繁多，一概估算钱值，自然失公滋伪。于是轻资产好迁徙者常逃徭税；重本业安定居者每困征敛。此乃诱人为奸，驱人避役，人力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缺。且初立新制时，不求均衡，各地供应有繁简之差，长官有贤愚之别，徭赋轻重悬殊，所遣使臣意见各异，奏定之后有增无减。又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等项既已纳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仍予保留。望稍加均减，以救民生凋敝。”
其二，请两税以布帛为定额，不计钱数，大略说：“凡国家赋税，必量民力、依土产，故所纳唯布、麻、缯、纩及百谷而已。先王恐物价贵贱失平，交易难以准衡，又定钱币之法调节轻重，收放调控必基于此。此乃理财之权柄，治国之利器，由官府专掌，不委于下。谷帛为人所产，钱货由官所铸。故本朝法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何尝有禁民铸钱而反以钱为税？今之两税独违旧章，只估资产定差等，便以钱谷定税额，临时折征杂物，每年品种多变，只求征利便利，不问供给难易。所征非民所产，所产非官所征，于是或加价购其无，或减价售其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核查各州初纳两税之年绢布价值，参照当前时价，贱增贵减，酌取中数，总计应纳税钱，折为布帛数量。”又说：“地力生物有限，取用有度有节则常足，无度无节则常不足。物产丰歉在天，用物多少在人。故圣王定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不困穷。治道衰微则反之，量出为入，不恤民无。夏桀用天下而不足，商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此乃用度盈虚，在于节与不节。”
其三，论述地方长官以增加户口、加重赋税、开垦田地作为考核政绩标准的弊端，大略说：“治理百姓者，很少有人能设身处地推行忠恕之道，体察为国家奉献的至公之心。他们往往施行小恩小惠，争相引诱奸猾之民，以夺取邻境人口为智慧才能，以招纳逃亡民众为治理教化。那些舍弃彼地投奔此地的人，既因新收附而获得免除赋役的优待，那些频繁往来迁徙的人，又因‘恢复旧业’而享受优厚待遇。只有那些安土重迁、始终不动的百姓，负担却日益加重，赋敛不断增加。这等于是让定居本地的百姓，长期替代那些懒惰游荡者的赋役。这与驱使他们迁徙、教唆他们狡诈有何区别？这是由于地方长官不能从大局着眼，各自偏私本辖区利益造成的过失。”又说：“确立统一法规来管理民众，时间久了没有不产生弊端的。治理者如果不明白如何维持、驾驭和适时调整的道理，那么取巧作伪就会萌生，而且往往在阻碍与激励的过程中滋长。请申明命令给有关部门，详细制定考核标准。如果在管辖范围内，人口日益繁盛，所定税额有结余，允许其根据户口实际状况均衡减免，以减免数量的多少作为考核等级的依据。将该管辖区应征税收总额进行比较，每户平均减免十分之三的，评为上等考绩；减免十分之二的，评为中等；减免十分之一的，评为下等。反之，如果人口大量流亡，赋税却加在现存的户口上，那么考核和处罚的等第也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其四，论述征税期限过于紧迫的弊端，大略说：“设置官职、建立国家，是为了养育百姓；征收赋税、获取财物，是为了供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