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日，朝廷开始推行税间架、除陌钱两种税法。当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支军队屯驻在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各路军队环绕在淮宁军的辖境周围。按照旧制，各道军队只要离开本道辖境作战，粮草就由度支部门供给。皇上优待体恤士兵，每当军队出境，就额外供给酒肉，士兵在本道的口粮依旧供给他们的家人。一名士兵可以得到三份给养，所以将士们都乐于出兵，但各军大多刚越过边境就停止不前，每月耗费的军费高达一百三十多万缗，常规的赋税收入已经无力支撑。判度支赵赞于是上奏朝廷，请求推行这两种税法。所谓税间架，就是以每两间房屋为一个征税单位，上等房屋征税两千钱，中等房屋征税一千钱，下等房屋征税五百钱；官吏手持纸笔和算盘，进入百姓家中清点房屋数量计税。有些人家房屋多但没有其他资产，缴税时动辄要拿出几百缗钱。谁敢隐匿一间房屋，就杖打六十下，还奖赏告发者五十缗钱。所谓除陌钱，就是凡是公私之间的钱款收付以及买卖交易，每缗钱官府都抽取五十钱作为税；凡是以货物折价交易或者相互交换的，都估算出货物的价格，再按照比例征税。谁敢隐匿一百钱，就杖打六十下，罚款两千钱，奖赏告发者十缗钱，这笔奖赏钱全部由违法者承担。从此，百姓的愁苦怨恨之声，传遍了四面八方。
丁卯日，朝廷将郴王李逾改封为丹王，鄜王李遘改封为简王。
庚午日，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頴与吐蕃使者论剌没藏从青海返回朝廷，说双方的疆界已经划定，请求朝廷派遣区颊赞返回吐蕃。秋季七月甲申日，朝廷任命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壬辰日，朝廷下诏命各位将相与区颊赞在城西缔结盟约。李揆德才兼备、声望卓着，卢杞向来嫉妒他，所以故意派他出使吐蕃。李揆对皇上说：“臣并不畏惧长途跋涉，只是担心自己会死在途中，无法完成陛下的诏命！”皇上听了心生恻隐，对卢杞说：“李揆恐怕年纪太大了吧！”卢杞回答说：“出使边远的外族，必须是熟悉朝廷典章旧制的人才行。况且李揆此番出使，那么今后比他年轻的人，就不敢推辞出使远方的差事了。”
八月丁未日，李希烈率领三万士兵在襄城包围哥舒曜，朝廷下诏命李勉以及神策军将领刘德信率军前去救援。乙卯日，李希烈的部将曹季昌献出随州投降，不久又被他的部将康叔夜杀害。
当初，皇上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听说过监察御史、嘉兴人陆贽的名声；即位之后，便征召陆贽担任翰林学士，多次向他询问朝政的得失利弊。当时黄河南北的战事久拖不决，赋税徭役日益繁重，陆贽认为兵力耗尽、百姓困顿，恐怕会引发内乱，于是上奏章劝谏，奏章的大意是：“打败敌人的关键，在于任用合适的将领；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有效的权柄。将领人选不当，兵力再多也不足依靠；权柄掌控不当，将领再有才干也不会为朝廷所用。”又说：“将领不能指挥士兵，国家不能驾驭将领，这不仅会造成耗费钱粮、姑息贼寇的弊端，还会引发祸起萧墙、自焚身家的灾难。”又说：“如今在黄河南北、淮西地区发动叛乱的主帅，不过是四五名元凶罢了。恐怕他们当中有的人是遭受牵连而误入歧途，内心怀着惶恐疑虑，一时仓促之间不知所措，才不得不继续作乱。更何况其余的党羽，大多是被胁迫跟随的，如果他们知道可以保全性命，怎会愿意作恶呢！”又说：“如果不解除眼前的忧患，或许会引发意外的祸患。百姓是国家的根本，钱财是百姓的命脉。命脉受损，根本就会动摇；根本动摇，国家就会倾覆败亡。”又说：“人心动荡不安，事变难以预测，因此用兵之道，贵在以拙速胜，不宜追求巧而迟缓。如果不治理根本，反而在细枝末节上补救，那么补救的举动，恰恰会成为祸患的根源。”陆贽又论述关中地区的战略形势，认为：“帝王应当积蓄威势来彰显仁德，二者偏废就会陷入危险；应当居于重兵之地来驾驭轻弱的藩镇，本末倒置就会违背常理。京畿地区是天下四方的根本。唐太宗设置府兵，分别隶属于禁军管辖，全国总计有八百多所军府，而分布在关中的就有将近五百所。全天下的兵力加起来，还抵不上关中的一半，这种居重驭轻的用意十分明显。天下太平的日子过得久了，军备逐渐荒废，虽然府兵、卫所的建制依然存在，但士兵很少操练。所以安禄山窃取了本末倒置的权柄，凭借外重内轻的局势，发动叛乱，势如滔天，长安、洛阳两京相继失守。幸亏西边还有军队驻守，各处牧场还有马匹，各州府还有存粮，所以肃宗才得以复兴大唐。乾元年间之后，国家接连遭遇外患，所有军队都被调往东边征讨，边疆的防备既已松弛，京城的禁军也已空虚，吐蕃趁机乘虚而入，深入内地侵扰，所以先帝无法抵御，只好向东出逃。这都是因为失去了居重驭轻的权柄，忘记了巩固根本的深谋远虑。内地一旦发生叛乱，崤山、函谷关就会失去险要屏障；外敌一旦入侵，渭河平原就会沦为战场。在这种时候，就算调集天下四方的军队，又怎能解救一朝一夕的祸患呢！陛下回想起这些往事，难道不会感到心寒吗！如今朔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