谛确实在于人心和睦，而非声音本身。”

    臣司马光说：我听说舜的臣子垂能凭眼睛测定方圆，凭内心衡量曲直，却不能直接教给别人，他用来教人的，必然是规矩。圣人不费力就能做得恰当，不用思考就能有所得，却不能直接传授给别人，他用来传授的，必然是礼乐。礼是圣人践行的准则，乐是圣人喜爱的和谐之声。圣人践行中正之道、喜爱和平之音，又想与天下人共享、流传百世，于是创作了礼乐。所以工匠拿着垂的规矩制作器物，这也是垂的功劳；君王沿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治理天下，这也是五帝、三王的治绩。五帝、三王离世间已久，后人看到他们的礼就知道他们的行为准则，听到他们的乐就知道他们的喜好，清楚得仿佛他们仍在世。这难道不是礼乐的功效吗？礼乐有根本、有形式：中和之道是根本，礼仪声音是形式，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坚守礼乐的根本，时刻放在心上；践行礼乐的形式，时刻不离自身。从家庭兴起，在朝廷彰显，推广到乡里邻里，遍及诸侯，流传到天下，从祭祀、军旅到饮食、起居，无不蕴含礼乐；这样经过数十年、数百年，才能教化普及，迎来凤凰来朝的盛世。如果没有根本只留形式，偶尔施行却长期废弃，想要移风易俗，实在困难。因此汉武帝设置协律官，歌唱天降祥瑞，音乐虽美，却不能避免颁布哀痛的诏书。王莽设立羲和官，考订乐律，条理虽精，却不能挽救渐台的灾祸。晋武帝制定笛尺，调和金石乐器，规定虽详，却不能阻止平阳的战乱。梁武帝制作四器，调和八音，考察虽细，却不能免除台城的屈辱。然而《韶》《夏》《濩》《武》等古乐至今仍在，若其余方面配不上这些乐，就连一个人都感化不了，何况天下呢！这就像拿着垂的规矩却没有工匠和材料，坐等器物制成，终究无法实现。何况齐、陈的荒淫昏君，他们的亡国之音，即便在朝堂上临时演奏，又怎能改变世人的哀乐呢！而太宗仓促说治理兴衰与乐无关，为何发言如此轻率，轻易否定圣人的主张呢？

    礼并非指礼仪形式，但没有礼仪形式，礼就无法施行。乐并非指声音本身，但没有声音，乐就无法体现。好比山，取一土一石不能称之为山，但土石都没有了，山又在哪里呢！所以说：“没有根本就无法确立，没有形式就无法施行。”怎能因齐、陈的音乐在今世不灵验，就说乐对治理兴衰无益，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就轻视泰山有何区别！如果真如太宗所言，那么五帝、三王创作音乐就都是虚妄的了。“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应当存而不论。”可惜啊！

    戊子日，太宗对侍臣说：“我看《隋炀帝集》，文辞深奥渊博，他也知道称赞尧、舜而指责桀、纣，可行事为何如此相反呢！”魏征回答：“君主即便圣明睿智，也应当虚心接纳他人意见，这样有智慧的人会献上谋略，有勇气的人会竭尽力量。隋炀帝依仗自己的出众才华，骄傲自大、刚愎自用，所以嘴上说着尧、舜的话，行为却如同桀、纣，自己还浑然不觉，最终导致灭亡。”太宗说：“前事不远，是我们的借鉴啊！”

    京城辖区内出现蝗虫。辛卯日，太宗进入皇家园林，看见蝗虫，拾取几只，祷告说：“百姓以粮食为命，你却吃了它，不如吃我的肺肠吧。”抬手就要吞下蝗虫，身边的人劝谏说：“这恶物或许会让人得病。”太宗说：“我为百姓承受灾祸，何必躲避疾病！”于是吞下了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

    太宗说：“我每次上朝，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考。担心对百姓有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主管起居注的杜正伦说：“我的职责是记录君主的言论，陛下的话若有失误，我必定会记下，这不仅对当今有害，恐怕还会被后人讥讽。”太宗高兴，赏赐他二百段丝帛。

    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谈论佛教的苦空之说，侯景之乱时，百官连马都不会骑。梁元帝被北周军队包围时，还在讲解《老子》，百官穿着军装听讲。这实在值得引以为戒。我所喜爱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的学说，认为就像鸟有翅膀、鱼有水一样，失去它们就会死亡，一刻也不能没有。”

    太宗认为辰州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曾特别受宠信，却参与了杀害隋炀帝的叛逆行为，虽然时势变迁，多次颁布赦令，他侥幸免于灭族，但不能再让他治理百姓，于是下诏将他除名，流放欢州。裴虔通常常说“我铲除隋朝，为大唐开辟了道路”，自认为有功，颇有不满之色。等到获罪，怨愤而死。

    秋季，七月，太宗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党羽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朝武牙郎将元礼全部除名，流放边疆。

    太宗对侍臣说：“古语有云：‘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一年之内两次赦免，好人就会沉默不言。’养育杂草会危害庄稼，赦免有罪之人会伤害良民，所以我即位以来，不想多次赦免，担心小人依仗赦免轻易触犯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