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扬州刺史李崇上奏，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已近三十年，明堂仍未修建，太学荒废，城门、宫殿、官署也多有损坏，这不符合继承先帝基业、为天下树立榜样的宗旨。如今国子监虽有学官之名，却无教授之实，这与‘兔丝非丝、燕麦非麦’‘南箕不簸、北斗不斟’（比喻有名无实）有何区别！事务不能同时兴办，必须有所取舍；应停止尚方署（掌管宫廷器物制造）的奢华雕琢，缩减永宁寺的修建工程，减少瑶光寺的建材消耗，分担石窟寺的雕刻劳役，以及暂停其他非紧急的劳役，在春、夏、秋三季农闲时修建明堂、太学等重要设施，让国家礼仪威严彰显，礼乐教化得以推行，这不也是一件美事吗！”胡太后以温和的诏令回复了他，却未采纳其建议。
胡太后热衷于佛教，很多百姓全家都出家当和尚、尼姑。高阳王的属官李玚上奏说：“三千种罪行中，没有比不孝更严重的，不孝之中没有比断绝后代更严重的。怎能纵容百姓违背礼教，肆意满足他们信佛的意愿？有的人父母尚在，却弃家出家，放弃现世的礼仪去追求来世的所谓利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哪有放弃光明正大的政务去信奉鬼神之教的道理！此外，如今南方边境尚未安定，各种劳役仍很繁重，百姓大多是为逃避劳役才出家，若再听之任之，恐怕会丢弃孝道慈爱，家家户户都去当和尚尼姑了。”
佛教都统僧暹等人对李玚称佛教为“鬼教”十分愤怒，认为这是诽谤佛法，哭着向胡太后告状。胡太后责备李玚，李玚辩解：“天称神，地称只，人称鬼。《左传》说‘明处有礼仪音乐，暗处有鬼神’。可见明处的是正大之教，暗处的是鬼神之教。佛本是人，称其为鬼，我认为并非诽谤。”胡太后虽知李玚所言有理，但难以违背僧暹等人的意愿，最终罚李玚一两黄金。
北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请求担任东豫州刺史，以便招降自己的两个儿子（此前投奔梁朝），胡太后不同意，田益宗最终在洛阳去世。
柔然伏跋可汗身体强壮，擅长用兵。这一年，他向西进攻高车，大败高车军队，生擒高车王弥俄突，把弥俄突的脚拴在马身上，拖拽致死，还把他的头骨涂上油漆当作饮酒器具。周边国家中，原先归附柔然后又反叛的，都被伏跋可汗击败消灭，柔然国势再次强盛。
天监十六年（丁酉年，公元517年）
春季正月初九（辛未），梁武帝到南郊祭祀天地。
北魏大乘叛军残余势力再次聚集，突袭瀛州（今河北河间），瀛州刺史宇文福的儿子、员外散骑侍郎宇文延率领家奴和门客抵抗叛军。叛军烧毁官署的斋阁，宇文延冲入火中，抱着宇文福逃出，身体毛发都被烧焦，仍率领众人苦战，叛军最终溃散逃走，宇文延追击讨伐，平定了叛乱。
正月十二（甲戌），北魏宣布大赦。
北魏初期，民间都不使用钱币。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派遣铸钱工匠在各地开炉铸钱。百姓若想铸钱，可到官府的铸炉铸造，要求铜料必须精炼，不得掺杂其他金属。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又铸造五铢钱，禁止天下使用不符合标准的钱币。但此后洛阳及各州镇所用的钱币各不相同，商品贸易无法流通。
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认为：“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的钱币，是指‘鸡眼钱’（小而薄的钱）、‘凿边钱’（从钱币边缘凿取铜料后的钱），此外再无其他禁令。如今河西各州通行的钱币都不符合规定，过去却严加禁止，我对此感到疑惑。另外，河北地区既没有新铸的钱币，又禁止使用旧钱，百姓只能用单丝织成的绢、稀疏的布来交易，这些绢布幅面狭窄、尺寸不足，不符合常规标准，还得把整匹布撕成一尺长的小块来应急，白白耗费纺织的辛劳，仍免不了饥寒之苦，这恐怕不符合救济百姓、养育万民的本意。钱币的用途，是用绳子串联，无需借助度量工具，公平简便，确实是便利社会的好方法。请求下令给各地州镇，凡是‘太和五铢’‘永平五铢’以及古代各种钱币中，民间习惯使用且内外完好的，即便大小有差异，都允许流通，价格高低由当地市场自行决定。这样才能让货物在天下流通，公私贸易不受阻碍。至于‘鸡眼钱’‘凿边钱’以及盗铸、将大钱熔铸为小钱、伪造不符合标准的钱币，仍按法律定罪。”北魏朝廷下诏采纳了这一建议。但河北地区钱币仍然稀少，百姓仍用实物交易，钱币无法在市场流通。
北魏很多人虚报军功以获取爵位。尚书左丞卢同查阅吏部的功勋文书，加以核查，发现虚报官阶的有三百多人，于是上奏：“请求将吏部、中兵二局的功勋簿册汇总，核对奏报的案卷，重新编造两份，一份交吏部，一份留中兵局存档。此外，在军中斩杀敌人、获得一级以上功勋的，立即让行台军司发放凭证，凭证从中竖向撕开，一份交给立功者，一份送门下省，以防伪造。”胡太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卢同是卢玄的族孙。
中尉元匡上奏，请求调取景明元年（公元500年）以来，朝廷内外的考核簿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