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在《政论》中说：“治理天下的人，如果不是品德极高的圣君，那往往严厉施政才能让国家安定，过于宽松就会导致混乱。怎么证明这个道理呢？汉宣帝清楚做皇帝的方法，明白治国理政的关键，所以他用严刑峻法，把不法分子吓得不敢作恶，全国上下一片清明，各项政策都落到实处，效果比汉文帝时还要好。等到汉元帝即位，实行了很多宽松的政策，结果国家越来越衰弱，皇帝的权力也被逐渐架空，他成了给汉朝埋下祸根的君主。从这就能看出政策宽严的得失。以前孔子写《春秋》，称赞齐桓公、晋文公，感叹管仲的功劳，难道是孔子不欣赏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吗？其实他是明白根据实际情况变通才能挽救衰败的道理。所以圣明的人能跟着时代变化调整策略，而那些迂腐的人却不懂得变通，总觉得用远古结绳记事的方法，能解决秦朝乱世的问题；以为用干戚之舞（古代祭祀舞蹈），就能解除汉高祖被围平城的危机。就像熊经鸟伸（古代养生术），虽然能延年益寿，却治不了伤寒；呼吸吐纳（呼吸锻炼法），虽然能调养身体，却不是接骨续筋的良药。治理国家的方法，就像调养身体，没病时要好好保养，生病了就得对症下药。刑罚，就像是治理乱世的猛药；道德教化，就像是让国家太平的营养美食。想用道德教化去除社会弊病，就像用美食治病；想用刑罚维持太平盛世，就像拿药当饭吃，都不合适。现在国家承接了前朝遗留的各种问题，又赶上艰难时期，好几代人以来，政策都太过宽容，管理国家就像松开缰绳、放任马匹，导致歪风邪气横行，国家道路走得惊险又倾斜。这时候就该赶紧拉紧缰绳、加固车辕来挽救，哪还有时间慢悠悠讲究礼仪节奏呢！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把该斩右脚的改成了死刑，挨鞭打的人也常常死去。所以汉文帝是靠严厉的手段实现太平，而不是靠宽松啊。”崔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人仲长统看过这本书后，感叹道：“只要是当皇帝的，都该抄一份，放在座位旁边时刻警醒自己。”
司马光评论说：汉朝的法律已经很严苛了，崔寔还觉得太宽松，为什么呢？原来衰败时期的皇帝，大多性格软弱，平庸无能的大臣只知道无原则地宽容，结果有权有势的大臣犯了罪不被惩处，强横狡猾的百姓犯了法也不被追究；所谓的仁爱恩惠，只停留在表面；坏人得志，国家纲纪荡然无存。所以崔寔的观点，只是为了纠正当时的偏失，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普遍真理。孔子说：“政策宽松，百姓就会轻慢；百姓轻慢，就要用严厉手段纠正；严厉过头，百姓会受伤害；百姓受伤害，就再实施宽松政策。宽和严相互补充，政事才能和谐。”这才是永远不变的正确道理。
闰月庚午日，任城节王刘崇去世，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朝廷任命太常黄琼为司空。
桓帝想表彰梁冀，让朝中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讨论该给他什么特殊礼遇。特进胡广、太常羊浦、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说梁冀的功劳堪比周公，应该赐给他山川、土地和附属小国。只有黄琼反对说：“梁冀之前因为迎立皇帝的功劳，封邑已经增加到三千户，他儿子梁胤也得到了封赏。现在分封诸侯以户口数量为标准，不是按土地面积算，梁冀的待遇和邓禹差不多，给他四个县的食邑就够了。”朝廷最后采纳了黄琼的建议。于是有关部门上奏：“梁冀上朝时可以不用小步快走，能带着宝剑、穿着鞋子上殿，拜见皇帝时司仪不用通报他的名字，礼仪规格比照萧何；把定陶、阳成剩下的户口都封给他，使他的食邑达到四个县，和邓禹一样；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和豪宅，比照霍光，以此彰显他的特殊功勋。每次朝会，梁冀可以和三公分开坐，单独设席；十天进一次宫，处理尚书事务。这些规定要向天下公布，作为后世永远遵循的制度。”可梁冀还觉得这些礼遇不够，心里很不满意。
元嘉二年（公元152年）：
? 正月：西域长史王敬被于阗人杀死。原来，前任西域长史赵评在于阗时，得痈疽病死了。赵评的儿子去迎丧，路过拘弥国。拘弥王成国和于阗王建一直有仇，就对赵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