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忠臣呢？治理天下，应该顺应民心，不能只图自己一时痛快！”鲍宣言辞虽然激烈，但哀帝念他是名儒，并未惩罚他。

    匈奴单于上书，请求在五年后来汉朝朝见。当时哀帝正生病，有人进言：“匈奴地处黄河上游，来朝可能带来不祥；黄龙、竟宁年间，单于来朝后，都发生了大事。”哀帝犹豫不决，询问公卿意见，众人都认为单于来朝耗费巨大，不如拒绝。单于使者准备离开时，黄门郎扬雄上书劝谏：“《六经》治国，重在防患于未然；兵家取胜，贵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两个道理看似细微，却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如今单于主动请求朝见，我们贸然拒绝，恐怕会与匈奴结怨。匈奴自五帝、三王时代就难以臣服，绝不能轻易与他们交恶。

    “从秦朝说起，秦始皇何等强大，蒙恬何等威风，也只能靠修长城抵御匈奴；汉初高祖率三十万大军，却被困平城；高皇后时，匈奴出言侮辱，只能委婉周旋；汉文帝时，匈奴骑兵直逼甘泉宫，京城震动；汉武帝时，虽派卫青、霍去病远征，打得匈奴求和，但他们始终不肯称臣。历代先帝难道是愿意耗费巨资、劳民伤财，只为在大漠逞一时之快吗？不过是深知不经历一时辛劳，就换不来长久安宁，所以才不惜一切代价，只为消除边患。到了汉宣帝时期，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归降称臣，即便如此，朝廷也只是采取羁縻政策，并未强制控制。此后，匈奴想朝见就欢迎，不想来也不勉强，因为匈奴天性凶悍，难以感化，和好更是难得。

    “如今单于主动示好，想亲自入朝，这是历代先帝梦寐以求的局面，即便耗费些钱财，也是值得的。怎能用‘不吉利’这种借口拒绝，断绝往来？一旦结怨，匈奴心怀怨恨，背弃旧约，与汉朝为敌，到那时再想威慑、劝谕都难了，这难道不是大祸吗？明智的人能预见隐患，聪慧的人能察觉危机，若能提前防范，就能避免战争和灾祸。而且，当年朝廷耗费巨资经营西域、设置都护府，难道是怕康居、乌孙越过沙漠进犯吗？不过是为了制衡匈奴。百年经营，一旦放弃，岂不可惜？恳请陛下重视边疆隐患，不要因小失大！”

    扬雄的奏章呈上后，汉哀帝有所醒悟，召回匈奴使者，重新回复单于同意其朝见，并赏赐扬雄五十匹布帛、十斤黄金。单于尚未启程便生病，再次派使者请求次年朝见，哀帝应允。

    董贤日益受宠，丁氏、傅氏家族嫉妒其恩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密谋谋取辅政之位。恰逢单于因病未能来朝，息夫躬趁机上奏称：“单于本应十一月入塞，却以病为由推辞，恐有变故。乌孙两昆弥势弱，卑爰疐强盛，向东勾结单于并派遣儿子侍奉，恐怕会联合吞并乌孙。乌孙若被吞并，匈奴势力壮大将危及西域。可让归降的胡人假扮卑爰疐使者上书，借天子威严责令单于送还人质，再将奏章内容泄露给匈奴使者知晓，此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之计。”

    奏章呈上后，哀帝召见息夫躬，并召集公卿、将军商议。左将军公孙禄反对道：“我朝向来以威信怀柔夷狄，息夫躬却主张用欺诈手段，提出背信弃义的计谋，不可采纳。况且匈奴仰仗先帝恩德，守卫边疆臣服汉朝，如今单于因病无法朝贺，遣使说明情况，并未失臣子之礼。我公孙禄敢担保，有生之年绝不看到匈奴成为边疆隐患！”息夫躬反驳道：“我为国家深谋远虑，力求在事变萌芽前谋划，为万世基业考虑，而公孙禄却只想以有限的寿命保证眼前所见。我与他观点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哀帝称“说得好”，遣散群臣，单独与息夫躬商议。

    息夫躬趁机提议：“灾异频繁出现，恐怕将有非常变故，可派大将军巡视边境军队，整饬武备，斩杀一名郡守以立威，震慑四夷，借此应对灾异。”哀帝认可，询问丞相王嘉意见。王嘉反对道：“治理百姓靠行动而非空言，回应天意需靠实情而非文饰。百姓虽卑微，尚且不可欺骗，何况上天神明，岂可欺瞒？上天显示灾异，是为了警示君主，使其觉悟改正，推诚行善，如此方能民心悦服、顺应天意！辩士只见片面现象，随意牵强附会星象历法，虚构匈奴、乌孙、西羌的灾难，谋划发动战争，设置权宜之计，这并非顺应天道之举。郡守有罪，自会疾驰赴京，束手就死，恐惧如此，而空谈者却想制造危局，不过是口舌之快，实在不可听从。议论政务最担忧的，就是谄媚、阴险、诡辩、严苛之人。从前秦穆公不听百里奚、蹇叔之言，导致兵败，后来悔过自责，厌恶误国之臣，思念老成之言，才名垂后世。恳请陛下借鉴古代教训，反复参考，不要以先听到的话为主观判断！”哀帝拒不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