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乐上书说：“我听说，天下最大的忧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从古到今都是这样。
什么是‘土崩’呢？秦朝末年就是典型例子。陈涉没有诸侯的尊贵地位，没有自己的封地，也不是王公贵族、名门望族之后，在乡里没有什么好名声，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能，也没有陶朱公、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从穷乡僻壤起兵，挥舞着简陋的武器，袒露着臂膀大声呼喊，天下人纷纷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百姓困苦不堪，而君主却不体恤；下层百姓怨恨，而上层君主却毫不知情；社会风俗已经混乱，而政治却没有加以整顿。这三个方面，就是陈涉能够凭借的条件，这就叫做‘土崩’。所以说，天下的忧患在于‘土崩’。
什么是‘瓦解’呢？吴、楚、齐、赵等七国之乱就是例子。七国的诸侯谋划叛乱，他们都号称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拥有几十万披甲的士兵，他们的威势足以震慑国内，财富足以赏赐给士兵百姓。然而，他们却不能向西多占领一尺土地，反而在中原地区被擒获，这是为什么呢？并不是他们的权势比平民还小，兵力比陈涉还弱。在那个时候，先帝的德政还没有衰落，安于本土、乐于旧俗的百姓众多，所以诸侯们在境外没有援助，这就叫做‘瓦解’。所以说，天下的忧患不在于‘瓦解’。
这两种情况，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关键要点，贤明的君主应该特别留意并深入考察。
近来，关东地区粮食多次歉收，年景还没有恢复，百姓大多贫困，再加上边境的战事。按照常理推断，百姓应该有不安于现状的了。百姓不安，就容易躁动；容易躁动，就会形成‘土崩’的形势。所以，贤明的君主应该洞察万物变化的根源，明白国家安危的关键，在朝廷上采取措施，消除还没有形成的祸患，关键就是要使天下不出现‘土崩’的形势罢了。”
徐乐的奏章呈上后，汉武帝召见了主父偃、严安和徐乐三人，对他们说：“你们以前都在哪里呢，怎么这么晚才和你们相见！”随后，把他们都任命为郎中。
主父偃尤其受到汉武帝的亲近和宠幸，一年之内升迁了四次，担任了中大夫。大臣们都害怕他的言辞，送给他的贿赂累计达千金之多。有人对主父偃说：“你太蛮横了！”主父偃说：“我活着的时候如果不能享受五鼎食的富贵，死的时候就甘愿受五鼎烹的刑罚！”
元朔二年甲寅（公元前127年）
冬天，汉武帝赐给淮南王刘安几案和手杖，允许他不用进京朝见。
主父偃劝说汉武帝：“古时候，诸侯的封地不超过百里，强弱的形势容易控制。如今，诸侯有的封地相连几十座城邑，土地纵横上千里。形势宽松时，他们就骄奢淫逸，容易做出违法乱纪的事；形势紧急时，他们就凭借强大的实力联合起来对抗朝廷。如果按照法律直接削减他们的封地，就会引发叛乱，之前晁错的事情就是这样。现在诸侯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个，只有嫡长子能继承王位，其余的子弟虽然也是亲骨肉，却没有一寸土地的封赐，这样仁孝之道就无法宣扬。希望陛下下令让诸侯可以推广恩德，把封地分给子弟，封他们为侯。这样，他们每个人都会高兴地实现自己的愿望。陛下以施恩的名义，实际上分割了他们的封国，不用削减封地，就能逐渐削弱诸侯的势力。”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春天正月，汉武帝下诏说：“诸侯王中如果有人想推广私恩，把封地分给子弟，让他们各自把情况上报，我会确定他们的封号。”于是，各诸侯国开始分割，诸侯王的子弟都被封为侯。
匈奴入侵上谷、渔阳，杀害、劫掠官吏百姓一千多人。汉武帝派卫青、李息从云中出兵，向西一直打到陇西，在黄河以南攻打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斩杀、俘虏匈奴几千人，缴获牛羊一百多万头，赶跑了白羊王和楼烦王，于是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土地。汉武帝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卫青的校尉苏建、张次公都立有战功，封苏建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主父偃又说：“黄河以南地区土地肥沃富饶，外部有黄河作为险阻，以前蒙恬曾在这里筑城来驱逐匈奴。在这里设郡，对内可以减少运输和戍守的费用，扩大中原的范围，这是消灭匈奴的根本办法。”汉武帝让公卿们讨论，大家都说这样做不方便。但汉武帝最终还是采用了主父偃的计策，设立了朔方郡，派苏建征发十多万人修筑朔方城，重新修缮秦朝时蒙恬所建的要塞，凭借黄河作为坚固的防线。从关东地区转运粮草到朔方路途遥远，整个山东地区的百姓都为此劳累不堪，花费了几十上百亿钱，国库也因此空虚了；汉朝也放弃了上谷郡中偏远孤立的造阳地区，把它给了匈奴。
三月乙亥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
夏天，汉朝招募十万百姓迁徙到朔方。
主父偃又劝说汉武帝：“茂陵刚刚开始修建，天下的豪杰、兼并土地的大户、扰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