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差不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长治久安，而秦朝却暴虐短促呢？原因很清楚。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就按照礼仪行事，官吏们穿戴整齐，在南郊举行祭祀，经过皇宫门楼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小步快走，所以太子还是婴儿时，教育就已经开始了。等太子稍微懂事，三公、三少就用孝、仁、礼、义来教导他，赶走品行不端的人，不让太子看到不好的行为，还挑选天下正直、孝顺、博学、有道德学问的人来保护辅佐太子，和太子一起生活。所以太子从出生就接触正确的事，听到正确的言论，践行正确的道路，身边都是正直的人。和正直的人相处，就会变得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自然会说齐国话；和不正直的人相处，就会变得不正直，就像生长在楚国，自然会说楚国话。孔子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一样，长期形成的习惯就像自然本能一样。’习惯随着智慧增长，所以做事合乎规范而不愧疚；教化与心灵融合，所以遵循正道就像天性使然。夏、商、周三代能够长治久安，就是因为他们在辅佐太子方面有这样完备的措施。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断案判刑，胡亥所学的，不是如何砍头、割鼻，就是如何灭人三族。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就射杀百姓，把忠诚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妖言惑众，他看待杀人就像割草一样随意。难道是胡亥本性恶劣吗？是因为教导他的方法不对啊。俗话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要引以为戒。’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从它的历史中就能看出来；要是不引以为戒，后面的车也会翻。天下的命运，维系在太子身上，太子贤能的关键，在于尽早进行教育和选好辅佐的人。在太子思想还没有受到不良影响时就进行教育，就容易收到成效；让太子明白治国之道和道德礼仪的要旨，这是教育的功效；至于养成良好的习惯，就靠身边的人了。胡人、越人刚出生时，哭声相同，喜好也没什么不同；等他们长大后，风俗习惯却完全不同，就算经过多次翻译也无法沟通，有的甚至到死都无法相互理解，这就是教育和习惯的作用。所以我说，选好太子身边的人，尽早进行教育，是最紧迫的事。教育得法，太子身边的人正直，太子就会正直；太子正直，天下就能安定。《尚书》说：‘天子一人有善行，天下百姓都能受益。’这是当下最紧要的事务。

    普通人的智慧，往往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却预见不了将要发生的事。礼义能在恶行尚未发生时就加以禁止，而法律只能在恶行发生之后进行惩处。所以，法律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的价值却难以被人察觉。用奖赏鼓励善行，用刑罚惩治恶行，古代圣王推行这样的政策，像金石一样坚定不移；执行这样的法令，像四季交替一样准确无误；依据这样的原则治理天下，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难道他们会忽视礼义而不用吗？之所以反复强调礼义，是因为礼义贵在能将邪恶杜绝在萌芽状态，在细微之处就开展教化，让百姓在不知不觉中日益向善、远离罪恶。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和别人差不多；但一定要做到使人们不再有诉讼案件发生啊！”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先明确该选择什么、舍弃什么，一旦在内心确定了取舍的标准，国家安危的征兆就会在外部显现出来。

    秦王想要尊崇宗庙、保佑子孙，这点和商汤王、周武王是一样的。然而，商汤王、周武王不断推广德行，国家延续了六七百年；秦王统一天下十几年就彻底败亡。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王、周武王在确定取舍时审慎周密，而秦王在这方面却疏忽大意。天下就像一个贵重的器物，现在人们放置器物，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会倾覆。天下的道理和放置器物没有区别，关键在于天子如何处置。商汤王、周武王把天下置于仁、义、礼、乐的基础之上，国家传承了几十代，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王把天下建立在法令、刑罚之上，灾祸很快降临到自己身上，子孙也被诛灭，这也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难道不是最明显的验证吗？人们常说：“听取意见的方法，一定要用事实来检验，这样进言的人就不敢信口开河。”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殷商、周朝、秦朝的历史来观察验证呢？

    君主的尊贵就好比殿堂，群臣如同台阶，百姓则像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殿堂的边缘远离地面，殿堂就显得高大；台阶没有层级，殿堂的边缘靠近地面，殿堂就低矮。高大的殿堂难以攀登，低矮的殿堂容易被人侵犯，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制定等级制度，朝廷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廷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是各级官吏，一直到平民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等级之上，所以天子的尊贵是至高无上的。

    俗话说：“想扔东西打老鼠，却又怕砸坏了器物。”这是很恰当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时，人们尚且害怕砸坏器物而不敢下手，更何况是靠近君主的贵臣呢！用廉耻节礼来约束君子，所以君子可以被赐死，却不能遭受侮辱。因此，黥刑、劓刑这样的刑罚不适用于大夫，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礼制：不敢询问君主所乘车马的年龄，践踏了君主马匹的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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