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李世民为争夺皇位，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随后迫使父亲李渊退位，自己登基为帝，是为唐太宗。这场政变虽然让李世民登上了权力巅峰，却也留下了巨大的政治隐患——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遍布朝野，他们或心怀恐惧，或暗藏怨恨，若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更大的动荡。
如何对待李建成、李元吉的旧部？大臣们意见不一：有人主张严惩，以绝后患；有人建议安抚，但需严加监视。李世民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既往不咎，量才录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魏征的重用。魏征本是李建成的谋士，曾多次劝说李建成先下手除掉李世民，是李建成阵营中最“危险”的人物之一。政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征，质问道：“你为何要离间我们兄弟？”众人都以为魏征必死无疑，没想到魏征从容答道：“若太子早听我的劝告，就不会有今日之祸了。”
面对魏征的“顶撞”，李世民非但没有发怒，反而被他的耿直和忠诚打动。他知道，魏征有经天纬地之才，更重要的是，他对大唐忠心耿耿，只是“各为其主”而已。于是，李世民当场赦免魏征，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让他参与朝政。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李建成的旧部看到李世民连“死对头”魏征都能重用，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很快，薛万彻、冯立等曾率军抵抗李世民的将领纷纷归降，李世民一视同仁，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予官职。冯立感动地说：“陛下不杀之恩，我必以死相报！”后来，他在平定突厥的战役中屡立战功。
李世民的“既往不咎”，不仅化解了政变后的政治危机，更为自己招揽了大批贤才。魏征后来成为历史上着名的谏臣，一生向李世民进谏两百余次，从朝政得失到个人品行，无所不谏，李世民都虚心纳谏。正是这种“不计前嫌、唯才是举”的胸怀，让唐朝初年的政治氛围异常清明，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有一次，李世民与大臣们讨论“如何才能让天下太平”，魏征说：“陛下能既往不咎，接纳各方人才，让人人都有报国之心，这正是天下太平的根本啊！”李世民点头称是，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唯有团结所有可用之人，才能成就大业。而“既往不咎”，正是团结人心的最好纽带。
（五）民间佳话：张释之“犯跸之罪”的公正
“既往不咎”不仅体现在帝王将相的治国方略中，也藏在寻常的司法故事里，汉代张释之处理“犯跸之罪”的案例，便展现了这一理念在法律层面的应用。
汉文帝时期，张释之任廷尉（最高司法长官），以公正执法闻名。一日，汉文帝出行，车队行至中渭桥时，突然有一个人从桥下跑了出来，惊吓了汉文帝的御马，汉文帝险些从马上摔下来。侍卫立刻将此人抓获，交给张释之审讯。
审讯后得知，此人是长安县的一个平民，因听到皇帝出行的清道声，匆忙躲到桥下。等了很久，以为车队已经过去，便从桥下出来，没想到正好撞上了车队。张释之根据汉朝法律，判处此人“罚金四两”。
汉文帝得知后，十分生气：“此人惊吓我的御马，若不是马温顺，我早就受伤了，你怎么只判他罚金？”张释之从容答道：“法律是天子与百姓共同遵守的准则。此人并非故意惊吓圣驾，只是过失行为，按律当罚金四两。若陛下因个人愤怒而加重处罚，法律就会失去公信力。既往之事已过，若因一时之怒而违背法律，百姓又该如何信服呢？”
汉文帝沉默良久，最终点头道：“你说得对，就按你说的办。”这个故事中的“既往不咎”，并非不追究任何责任，而是强调对“过失”的适度宽容，不因个人情绪而加重惩罚，体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精神——对过去的过失，按规则处理即可，不必过度追责，这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
四、典故告诉我们的道理
“既往不咎”穿越千年历史，从孔子的教诲到齐桓公的霸业，从秦穆公的宽容到唐太宗的盛世，这一理念之所以能历久弥新，在于它蕴含着超越时代的智慧，对我们当下的生活仍有深刻的启示。
（一）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若总是纠缠于过去的恩怨、过错或遗憾，只会让自己陷入负面情绪的泥潭。就像齐桓公若始终记恨管仲的“射钩之仇”，便会错失贤才，更难成就霸业；李世民若对李建成旧部赶尽杀绝，贞观之治的盛世也无从谈起。“既往不咎”不是遗忘过去，而是承认过去的不可改变，选择将精力投入到当下和未来。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你无法改变潮水的方向，但可以调整自己的航向。”放下过往的包袱，才能轻装前行。
（二）宽容他人，实则成全自己
“不咎”的本质是宽容，而宽容从来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