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君申生一改其父晚年倚重外臣的策略，毅然决然地推行“亲亲之道”，将权力核心收归于公室子弟。
公子重耳执掌兵符，出任大司马，虽名义上统领晋国剩余军队，但实际能直接指挥的，仅限于公室掌握的“西军”以及绛都卫戍部队，其权威远不能与昔日权倾朝野的智渊相比。
面对虎视眈眈的四大封臣（韩、魏、范、中行）以及已然自立为王的赵无恤，重耳的首要任务并非征伐，而是如何在四面楚歌中，整合这有限的力量，维系公室不坠。
公子夷吾接手大司农之位，面对的更是一个烂摊子。
智氏覆灭，其原有封地的赋税收入瞬间归零，被各家瓜分的地盘自然不再向绛都纳贡。
韩、魏、范、中行四家虽未正式独立，却也以“备战御寇”为由，截留了绝大部分本应上缴公室的财税。
夷吾殚精竭虑，也只能勉强维持公室直辖领地的运转和军队的基本供给，晋国昔日作为中原霸主的雄厚财力，早已烟消云散。
然而，申生、重耳、夷吾三兄弟，以及被安置在要职上的其他公子（如奚齐、卓子等），至少在表面上展现出了难得的团结。
晋献公临终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遗言，如同一道紧箍咒，暂时压制了公室内部可能存在的纷争。
他们深知，此刻的晋国公室，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任何内耗都将是致命的。
绛都城内，一种悲壮而压抑的气氛弥漫开来。
申生每日召集兄弟与仅存的心腹大臣，商讨国是，试图在绝境中寻得一线生机。
他们的策略是：对外，默认赵氏自立和四卿瓜分智氏领地的既成事实，暂不主动挑衅，以避免给诸卿联合攻打公室的借口；对内，则全力整训西军，加固绛都及周边城防，同时派出密使，试图联络对四卿或赵氏不满的智氏旧部、地方豪强，以期慢慢收拢人心，积蓄力量。
这一系列举措，在已然势大的四卿和新兴的赵国看来，不过是困兽犹斗。
韩庚、魏驹、范吉射、中行寅四家家主在各自的封邑中，对绛都的新政报以冷笑。
他们乐得见公室自我削弱（将资源集中于直辖区），这为他们进一步消化智氏遗产、巩固自身权力提供了宝贵时间。
四家之间虽有龃龉，但在压制公室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默契。
一时间，晋国境内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平静——公室龟缩，四卿并立，赵国虎视，暗流却在平静的水面下汹涌澎湃。
与此同时，南方汉国，也因两件大事而波澜骤起。
第一件，是汉王姬长伯的第一个儿子，由来自远方的夫人海伦所出的王子姬阳的诞生。
汉王有嗣，国本得固，这本是举国欢腾的大喜事。
贺表如雪片般从汉国各郡县飞向都城，民间也自发庆祝，汉国的未来似乎更加明朗。
消息传至列国，周天子循例遣使道贺，各国诸侯无论真心假意，也都派出了使者。这使汉国的国际声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这桩喜事却间接引发了第二件撼动汉国军事布局的大事。
镇守新克坚城陉城的汉国大将褒英，性情刚烈，战功卓着，但也因此有些居功自傲。
闻听汉王得子，他大喜过望，决心要打一场漂亮的胜仗，将郑国都城新郑，乃至更丰厚的战利品作为献给王子的贺礼。
在未得到中路主帅卫宛和汉王明确指令的情况下，褒英留下了少量守军，亲率麾下精锐，离开战略要地陉城，贸然东进，直扑郑国腹地。
起初，褒英的进军异常顺利，郑国地方部队望风披靡，汉军兵锋一度逼近郑国都城新郑外围的重要支点——许城。
褒英的迅猛突进，确实在郑国朝野引起了巨大恐慌。
然而，这正是郑国君臣设下的险局。
郑伯一面坚壁清野，收缩兵力固守新郑，一面紧急从各地征调而来的勤王之师，秘密向许城周边运动。
褒英求胜心切，低估了郑国反应的速度和决心。
当他屯兵许城之下，准备攻城时，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重围！郑军的勤王部队从四面八方合拢，切断了褒英部与陉城的联系，并将其牢牢围困在许城外围的一片狭小区域。
更要命的是，郑军一支偏师趁陉城空虚，发动奇袭。
留守的汉军虽奋力抵抗，终因兵力悬殊，陉城得而复失！这意味着，褒英部不仅失去了退路，连后勤补给线也被彻底斩断。
消息传回汉军大营，中路主帅卫宛大惊失色。
褒英的冒进，完全打乱了他的全盘部署。
原本，他率领的汉军主力正稳步压迫被围在宛丘的郑陈联军（主要是郑军），吕熊部也在宛丘城外虎视眈眈，形势一片大好。
如今，褒英被围，陉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