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思恭接过令牌，金属的凉意透过指尖传来：“臣这就点人，午时前启程。”
“路上给我盯紧了，”朱由校盯着他，“粮里别掺沙子，刀枪别缺刃口——熊廷弼是干才，眼里容不得沙子。若出半分差池，缇骑和军器局的人，一体问罪。”
“臣遵旨！”骆思恭重重叩首，转身时，见皇帝又拿起那枚万历通宝，指尖在“户”字纹上摩挲——仿佛这枚铜钱的重量，与辽东那三千柄腰刀、五万石粮食，在他心中同重。
巳时末，锦衣卫北镇抚司的马队从崇文门悄悄出发。三十匹快马拖着二十辆马车，粮车帆布下露出旧木箱的边角，腰刀的寒芒被毡布裹得严实。为首的缇骑怀里揣着鎏金令牌，目的地只有一个：辽阳，许显纯的锦衣卫衙署。
而此时的辽阳，许显纯正盯着孙得功离广宁后的行踪记录。案上忽然传来轻叩声，一名缇骑悄声禀报：“大人，京师来的密信，说午时后有‘御寒物资’到，要您亲自接。”
许显纯眼底精光一闪——他知道，这必是陛下的后手。沈阳西门的城墙砖缝还在渗水，贺世贤的兵卒正缺趁手的家伙，这笔“不时之需”，来得正是时候。他提笔在案上写：“备库房，清闲人等，候京师信。”
申时，铸钱之事，牵涉工部、户部，更涉及敏感的银钱流向，购铜巨款极易引发朝臣争议，尤其是紧盯内库的东林党人。朱由校深谙平衡之道，需主动释出“善意”，化解可能的阻力。
他特意召见了内阁首辅叶向高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杨涟。御书房内，朱由校态度诚恳：“叶先生，杨卿。今日召二位来，是为补铸泰昌通宝一事。先帝在位虽短，然年号不可不彰于万民之手。朕已命工部宝源局筹备开炉，所需银两千两…”他刻意停顿，目光扫过二人，“…拟从‘海商补缴历年积欠商税银’中支取。此乃‘继往圣，安民心’之举，二位以为如何？”
叶向高捋须颔首：“陛下追思先帝，垂范天下，孝心可嘉，老臣无异议。”他清楚这笔“海商补欠银”的来历实为之前敲打海商所得，数目不大，用途正当，无可指责。
杨涟眉头微蹙，他更关心钱的来源和铜料：“陛下圣明。然臣闻铸钱需铜，宝源局存铜恐不足百万文之数？购铜之费，两千两白银可足？若需另筹，户部…” 他本能地担忧皇帝又动用内库巨资，或加重户部负担。
朱由校早有准备：“杨卿虑事周详。铜料一事，朕已着广东巡海道，以内库修缮宫禁之名，向熟识的佛郎机商人订购了一批‘铜器原料’，价银已从内库支取，不用户部一文。至于铜价…市面红铜百斤约四两五钱，朕给五两，略高些许，然佛郎机人远涉重洋，亦需利市，且其铜质上乘，可省却提纯之耗，算来并不为过。”他解释得合情合理，将“购铜铸钱”巧妙包装成了“买铜料制宫器”。
杨涟虽仍觉五两之价偏高，暗觉可能有猫腻，但皇帝已言明内库出钱、用途正当是补铸先帝钱，且未波及国帑，他再纠缠细节反显不近人情，遂躬身道：“陛下思虑周全，臣无异议。补铸泰昌钱，确为安定人心之要务。”
安抚了清流，朱由校并未忘记另一股力量。他命王安传谕司礼监：
“着司礼监：工部宝源局开铸泰昌、天启新钱，事体重大。命尔监选派得力随堂太监一员，常驻宝源局监工。与工部侍郎共同督察：铜料成色、熔炼火候、钱范精粗、铸成钱币之重量、成色。每批新钱出炉，须由工部侍郎与监工太监共同抽样百枚，密封签押，直送内承运库，由掌印太监王安亲自核验！若查有偷减铜料、掺入劣铅、轻小薄脆等情弊，工部官吏与监工太监同罪论处！”
这道谕旨，巧妙地将宦官势力引入了铸钱的核心监督环节。一方面利用宦官对皇帝的忠诚和内廷的精细，严防工部可能的贪腐和技术疏漏；另一方面，也是对多由文官把持的工部进行一种制衡，防止东林党借铸钱之事过度渗透工部权柄。铸钱，不仅是在铸造货币，更是在铸造和平衡朝堂的权力格局。
暮色渐沉，乾清宫的琉璃瓦反射着最后一抹雪光。王安将批阅好的铸钱谕旨和购铜密令分别发出。朱由校独立窗前，望着宫苑中尚未融尽的积雪。
泰昌钱背上的星纹，将承载着对先帝的追思融入万民日用；天启通宝的炉火，将在五月初一熊熊燃起，宣告新朝气象；辽东将士手中那带着“穿上星”标记的铜钱，将稍稍抚平因实物折饷带来的怨气；而远在南海之滨的香山澳，佛郎机商船正升起风帆，载着大明皇帝的白银和对吕宋红铜的渴望，即将破浪远航。
朱由校在处理购铜、铸钱事务的间隙，目光扫过案头记载佛郎机人火器贸易的《香山澳夷情档》，对王安道：“佛郎机人既通铸炮，其格物之学或有可用。传密旨给广东巡抚李逢节：购铜之外，另选‘精于西洋火器、晓汉语’之匠师二名，及‘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