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铁崖面前，如同不设防。

    李晔的脸色惨白如纸，最后一丝讨价还价的勇气也消失了。他看着磕头如捣蒜、涕泪横流的韩全诲、宋道弼，又看看阶下面无表情、目光冰冷的李铁崖，知道今天若不答应，恐怕立刻就是血溅五步的下场。

    “既……既如此，” 李晔闭上眼睛，挥了挥手，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韩全诲、宋道弼……等，欺君罔上，祸乱朝政……着即……拿下，交……交李卿处置。” 说完这句话，他仿佛虚脱了一般，瘫倒在御座上。

    “陛下！陛下饶命啊！” 韩全诲等人发出杀猪般的惨叫，但很快就被如狼似虎扑上来的昭义军甲士拖了出去，声音迅速远去，最终消失。

    殿内死一般沉默。朝臣们低着头，不敢看御座上的天子，也不敢看阶下的李铁崖。李铁崖神色不变，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再次躬身：“陛下圣明！奸佞既除，朝纲可肃。臣，叩谢陛下！”

    诛杀韩全诲、宋道弼等宦官头领，只是李铁崖控制长安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日子，昭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始全面整肃长安。

    首先是军权。神策军早已名存实亡，残存的部队被迅速打散、整编，骨干军官或被撤换，或被“礼送”出城，中下层士卒则被补充进昭义军，或发放钱粮遣散。长安城防、宫禁宿卫，全部由昭义军精锐接管。李嗣肱被任命为“京城巡防使”，总揽长安内外防务，日夜巡警，弹压一切可能的不稳迹象。

    其次是治安与秩序。李铁崖颁布严令：昭义军将士，严禁扰民，严禁抢掠，违令者斩。同时，派出军法队，与临时招募的长安本地差役一起，巡行街市，打击趁乱打劫的地痞流氓，稳定物价，安抚民心。对于原长安各级官吏，原则上留任原职，但需到昭义军指定的衙门“报到”，接受审查和“训诫”，确保服从。

    再次是舆论。冯渊亲自操刀，以皇帝和李铁崖共同的名义，连续发布安民告示、赦免诏书（赦免被迫从逆的官员军民等），宣扬诛除宦官奸佞的“大义”，宣扬昭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宣布减免部分赋税，开仓赈济贫民，以收买人心。同时，严密控制消息传播，封锁对昭义军不利的言论，抓捕散播“谣言”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对朝廷中枢的渗透与控制。李铁崖没有像董卓、朱温那样粗暴地直接掌控一切，而是以一种更为精细的方式进行。他接受了皇帝“加封”的官职（如“天下兵马副元帅”、“同平章事”等，使其参与朝政名正言顺），并安排心腹将领、文吏进入关键岗位，如掌控枢密院（实际军权）、度支司（财政）、以及皇城宿卫等。对于宰相崔胤、杜让能等人，他采取拉拢与合作的态度，尤其是对明显反感宦官、有意借他之力有所作为的崔胤，多有倚重，让其处理日常政务，以稳定朝局，减少阻力。但所有重要决策、军队调动、人事任免，最终都必须经过李铁崖的首肯。

    皇宫大内，更是被严密控制起来。皇帝李晔的一切起居、接见、诏令发布，都在昭义军的“保护”（监视）之下。李铁崖虽然没有限制皇帝的人身自由，但皇帝能见到谁，听到什么，发出什么指令，都已不完全由自己掌控。

    短短十余日，长安城便彻底变天。表面上的混乱迅速平息，市面逐渐恢复，但一种新的、更加沉重而无形的压力，笼罩了这座帝都。昔日的宦官势力被连根拔起，神策军成为历史，皇帝和朝廷成了昭义军控制下的招牌。李铁崖虽然住在宫外自己的节度使行营（设在原左神策军军营），但他的一道命令，却能瞬间让整个长安为之震动。

    这不再是那个天子与宦官、朝臣、藩镇勉强维持着脆弱平衡的长安。这是一座被纳入昭义军战争机器，被打上李铁崖深刻烙印的新长安。旧的时代以一种血腥而迅捷的方式落幕，新的秩序，在刀剑的寒光与权谋的算计中，开始构建它的雏形。而长安城中的每一个人，从天子到平民，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已经和那个独臂的昭义军节度使，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李铁崖站在重新修葺过的行营高楼上，俯瞰着暮色中万家灯火渐次亮起的长安城。父亲口中那遥不可及的荣耀之城，此刻就在他的脚下，在他的掌控之中。然而，他心中并无太多喜悦，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和更加深远的谋划。

    掌控长安，只是第一步。关中的李茂贞、韩建，中原的朱温（虽败未灭），河东的李克用，淮南的杨行密……天下强藩环伺，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