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蒙蒙亮的时候，天边泛起一点鱼肚白，寒风稍微小了点。我独自去了县城，脚步匆匆，生怕耽误了时间。我摸出怀里仅剩的一块鹰洋，那是我最后一点“不干净”的积蓄，咬了咬牙，全拿了出来，买了一整套烤地瓜的家什：一个破铁桶，桶底有点漏，我找了块铁皮垫上，一张铁丝网，网眼不算大，刚好能架住地瓜，一杆小铁秤，秤星有点模糊，还有两筐新鲜的生地瓜，带着泥土的湿气，最后还换了三十斤栗炭，炭块规整，烧起来耐燃。
回来时，姐已经醒了，正用雪水洗脸，冰凉的雪水让她的脸色好看了点，不再那么苍白。她抬头看见我，目光落在我肩上扛着的铁桶上，愣了一下，随即嘴角终于轻轻弯了一下——那笑容像冰缝里绽出的一朵小黄花，虽然微弱，却真实得让人心酸。我们仨一起动手，把土地庙收拾了一下，当成临时的“铺子”：供桌擦干净当了案板，破香炉清理掉灰尘当了炭盆，我还找了块木板，在庙门口挂了块木牌——“甜烤地瓜，一文一个，童叟无欺。”字是我用菜刀刻的，歪歪扭扭，丑得像狗爬，却一笔一划，刻得极重，每一笔都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第一炉地瓜出炉的时候，铁桶里冒着滚滚热气，“滋滋”地响，地瓜皮烤得焦黑，用手一剥就掉。我掀开铁丝网，一股浓郁的甜香“呼”地一下涌出来，飘出半里地去。姐走过来，掰开一个地瓜，热气扑得她眯起了眼睛，眼角的细纹都舒展开了。她把最大的那块递给我，声音温柔得像回到了小时候，带着点沙哑却格外清晰：“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我接过地瓜，烫得我左手倒右手，眼泪却“哗”地一下涌了出来，止都止不住，滴在地瓜上，像撒了一把细碎的盐粒。姐走过来，用袖子轻轻擦掉我的眼泪，动作轻柔，轻声问：“甜吗？”我用力点头，喉咙哽咽着，说不出完整的话：“甜……甜，比偷来的任何东西都甜多了。”
烤地瓜的生意，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来往的穷人、乞丐，还有过路的兵丁，只要经过，都会来买一个。一文钱一个，不贵，热乎滚烫的，既能甜嘴，也能暖手暖心，在这寒冬里格外受欢迎。十天下来，我们竟然攒了四百多文钱，沉甸甸的，够换半袋面粉，还能买点盐巴和零碎的东西。
姐每天收摊后，都会坐在油灯下，拿出一根细细的针尖，那是她从旧衣服上拆下来的，一点点挑着金表链缝隙里的血痂。血痂干硬，挑起来很费劲，她却很有耐心，挑一点，就用清水冲一点，动作轻柔得像在给旧伤换药，眼神专注，仿佛在打理一件稀世珍宝。阿梨则把每天挣来的钱，小心翼翼地放进那个空的地瓜木筒里，每次放钱都要数一遍，木筒一天天变沉，她的笑脸也一天天多起来，小虎牙在火光里闪着光，像给灰暗的日子点上了一盏小小的蜡烛，温暖又明亮。
可我却总在夜里做梦，做那些可怕的噩梦。梦见张宗昌的半张脸从雪地里钻出来，脸色惨白，左眼珠子吊在眼眶外，血淋淋的，滴着血，嘴里叼着金表的表链，表链在他嘴里晃来晃去，冲我“咯咯”地笑，声音刺耳又诡异：“李三，老子在底下冷得慌，你过来陪我啊？把表也带来，给我暖手！”每次从梦里惊醒，我都浑身是汗，心怦怦直跳，像要跳出嗓子眼。我都会立刻摸向枕头底下的木筒——那个量地瓜的木筒，一寸高，一寸圆，带着熟悉的温度，像一块界碑，清清楚楚地隔着我和那些偷来的旧日子。我把木筒紧紧攥在手心，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再偷，就把手剁了；再沾血，就把这条命交出去，绝不反悔。
可界碑再硬，也挡不住乱世的风，这兵荒马乱的日子，从来都由不得自己。腊月二十三，小年，本是该祭灶的日子，县城里却突然气氛紧张，县保安团突然封了街，士兵们荷枪实弹，四处巡查，说要“清查土匪，稳定治安”。带队的是韩复榘新派来的副团长，姓马，长着一张瘦长脸，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人称“马面”，最是心狠手辣，专杀逃兵、抓壮丁，还喜欢搜刮老百姓的钱财，周边的人都怕他。
他的目光很快就盯上了我们的地瓜摊——确切地说，是盯上了姐手腕上的金表。那天生意格外好，买地瓜的人排着小队，姐忙前忙后，给人递地瓜、收钱，袖口不小心滑了下来，手腕上的金表露了出来，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刚好被巡视的马面瞧了个正着。他眯着眼睛走过来，身后跟着两个跟班，语气阴阳怪气，带着审视：“小娘子，你这表不错啊，看着就金贵，借本官瞧瞧？”
姐心里一紧，赶紧陪笑着往后缩了缩手，把袖口往上拉了拉，想遮住金表，语气谦卑：“官爷说笑了，这就是块家传的旧表，不值什么钱，就是个念想，拿不出手。”马面却根本不搭理她的话，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