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孩子们齐声跟读，声音参差不齐，但充满了力量。
“一撇一捺，互相支撑，这就是‘人’。咱们基地的每个人，都是这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着才能走到今天。”
第一堂课就这样开始了。
教育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难题。
最大的挑战是孩子们年龄和基础的差异。十二岁的大孩子已经有些战前的模糊记忆，学起来快；五岁的小孩子连笔都握不稳，需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刘梅想了个办法：实行“小助教”制度，让学得快的大孩子帮助小孩子。
安安自然成了第一批“小助教”。她的感知力在这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她能敏锐地察觉到哪个孩子遇到了困难，哪个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有一次，小诺皱着眉盯着课本上的“水”字看了很久，嘴唇无声地动着，却发不出正确的读音。
“小诺，是不是觉得这个字很难记？”安安轻声问。
小诺点点头，眼里有泪光：“它......它长得不像水。”
安安想了想，拉着小诺的手：“走，咱们去湖边。”
两个小姑娘跟刘梅请示后，跑到基地旁的湖边。正是午后，湖面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安安指着湖水：“你看，湖水的样子——”她捡起一根树枝，在沙地上画出了“水”字的形状，“中间这一竖，像不像水流的方向？两边的这些点，像不像水溅起的水花？”
小诺看看湖面，又看看沙地上的字，眼睛慢慢亮了：“真的......真的有点像！”
“还有啊，”安安把手伸进湖水，捧起一捧，“水是流动的，这个字看起来也在流动，对不对？”
从那以后，小诺牢牢地记住了“水”字。不仅记住了，她还用类似的方法帮助其他孩子：教“火”字时带他们看篝火，教“木”字时带他们摸树干。刘梅发现后，特意在教学中加入了更多实物和场景联系。
另一个难题是那个叫石头的男孩。他十岁，正是坐不住的年纪，而且对“坐着听课”这件事有天生的抵触。开学第三天，他又在上算术课时偷偷溜了出去——这次不是爬树，而是跑去圈舍看刚出生的小羊羔。
刘梅找到他时，他正蹲在羊圈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团白色的小东西。
“石头，”刘梅没有责备，而是蹲在他旁边，“喜欢小羊？”
石头吓了一跳，随即低下头：“对不起，刘老师，我又跑出来了......”
“没关系。”刘梅轻声说，“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看小羊？”
石头眼睛亮了：“它们......它们刚生下来就会站起来，虽然摇摇晃晃的，但特别努力。而且它们妈妈会一直守着，谁靠近就瞪谁，可凶了。”
刘梅笑了：“观察得很仔细啊。那你知道，这只小羊羔出生时多重吗？它每天要喝多少奶才能长大？等它长大了，能产出多少羊毛？”
石头愣住了，摇摇头。
“这些都需要算数才能知道。”刘梅说，“回到教室，我教你算。等你会算了，就能算出小羊羔每天长了多少，需要多少饲料，将来能换多少粮食——这样，你不仅能看它，还能真正地照顾它。”
石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刘老师，我现在就回去上课！”
后来的算术课上，刘梅果然用羊羔做了例题：“如果一只小羊羔出生时重三公斤，每天长零点二公斤，多少天后它能长到十公斤？”石头听得比谁都认真，手指在桌上划拉着计算，第一次完整地听完了一节课。
更让刘梅惊喜的是，石头不仅自己学进去了，还用他调皮捣蛋的聪明劲儿发明了“算术游戏”：把石子分成堆，让小伙伴们比赛谁算得快；用树枝在地上画圈，玩“加减法跳房子”。枯燥的数字在他那里变成了好玩的东西，连最不喜欢算术的孩子都被吸引了过来。
当然，也有令人心酸的时刻。
一次识字课上，刘梅教到“妈妈”这个词。一个六岁的小女孩突然哭了，哭得撕心裂肺。后来才知道，她的父母都在灾难初期去世了，她是被基地的阿姨们轮流带大的。
刘梅抱着那个孩子，轻轻拍着她的背，对全班说：“‘妈妈’不只是生我们的人，也是养我们、爱我们的人。在咱们基地，每个照顾你们的大人，都是你们的‘妈妈’和‘爸爸’。咱们是一家人。”
从那以后，孩子们对“家”“亲人”这些词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开始用“王伯爷爷”“苏晓阿姨”“张远叔叔”来称呼大人，基地里那种家人般的氛围更加浓厚了。
随着时间推移，教室渐渐成了基地的“希望之地”。
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作业：有歪歪扭扭却认真至极的汉字，有画着种植园、圈舍和太阳的图画，有算术题的草稿，还有收集来的各种植物叶片标本。最显眼的位置，贴着安安那幅“未来基地”的画。
本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