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我意外的是，老陈也主动请缨。“我没什么文化，但种了一辈子地。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怎么看土质，怎么防虫害——这些我懂。”他有些不好意思，“要是孩子们愿意学，我就教。”
“当然愿意！”刘梅握着他的手，“陈师傅，您这门课最实在。咱们基地，说到底还是靠土地吃饭的啊。”
课程表很快就排出来了：早晨两节文化课（识字和算术），中午休息，下午一节常识课或实践课，傍晚是张远的防身术训练。每周留出一天作为“劳动日”，孩子们跟着大人们在种植园、圈舍或工坊里实际干活，在劳动中学习。
“学习不能脱离生活。”刘梅反复强调，“咱们不是要培养学者，是要培养能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活得好的人。”
开学第一天的清晨，基地比往常醒得更早。
天还没亮透，刘梅就起来了。她换上了自己最整洁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虽然袖口已经磨损，但熨烫得平平整整。她仔细梳好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然后开始整理要带的教具：课本、粉笔、一块用旧布缝制的拼音表，还有她自己用木片做的识字卡片。
苏晓在医疗点准备常识课的教具时，安安和小诺来了。两个小姑娘显然也精心打扮过：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小脸洗得干干净净，衣服虽然旧，但连纽扣都扣得一丝不苟。
“苏晓阿姨，我们需要带什么吗？”安安紧张地问。
苏晓笑了，蹲下来平视她们：“带上眼睛，带上耳朵，最重要的是带上这里——”她轻轻点了点安安的胸口，“好奇心。”
王伯比谁都早到教室。他拿着抹布把每张课桌又擦了一遍，检查了每个板凳是否牢固，调整了黑板的位置确保每个角度都能看清。最后，他在讲桌上放了一个简陋的花瓶——实际上是个截断的竹筒，里面插着几枝新鲜的野花。
“图个吉利。”他对随后赶到的我说，“战前我孙子第一天上小学，他们老师就在讲台上放了一束花。”
太阳渐渐升高，当第一缕阳光照到老槐树梢时，孩子们陆陆续续来了。
他们有的独自走来，有的由父母牵着，每个人都带着既兴奋又紧张的神情。最小的孩子才五岁，最大的已经十二岁——在战前，这本该是上幼儿园到初中的年龄跨度，现在却要坐在同一个教室里。
刘梅站在教室门口，迎接每个孩子。她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还会说一两句鼓励的话：“石头，今天可不能再爬树了，好好听课。”“小玲，你妈妈说你认字最快，要给弟弟妹妹做榜样哦。”
安安牵着小诺，领着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坐到了第一排。后排是几个调皮的男孩，其中就有那个叫石头的——他果然坐不住，屁股在板凳上扭来扭去，眼睛不停地往窗外瞟。
A-07也来了。这只聪明的变异犬似乎知道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它安静地蹲在教室门口，脑袋搭在爪子上，红色瞳孔里映着教室里忙碌的人影。偶尔有孩子经过时摸摸它的头，它就轻轻摇摇尾巴。
当所有人坐定后，刘梅走上了讲台。
教室突然安静下来。二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她，有期待，有好奇，有不安，也有纯粹的喜悦。
刘梅没有说话，而是转身面向黑板，拿起一支红粉笔。粉笔与铁皮黑板接触，发出清晰的“嗒”的一声。
她抬手，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两个字：家，园。
阳光恰好在此时透过窗户，斜斜地照在黑板上，给那两个红色的字镶上了一道金边。粉笔灰在光柱中缓缓飘落，像极细的金粉。
“孩子们，”刘梅转过身，声音不大，但清晰地传到每个角落，“从今天起，这里就是咱们的学堂。我要教你们的第一个词，就是‘家园’。”
她指着黑板：“‘家’，就是咱们住的地方，有亲人，有温暖。‘园’，就是咱们耕种的土地，有粮食，有希望。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咱们拼了命要守护的地方。”
孩子们仰着头，认真地听着。后排那个叫石头的男孩，也暂时忘记了爬树，眼睛盯着黑板上的字。
“学会认字，你们就能看懂仓库里粮食的标记，不会拿错种子；学会算术，你们就能算清楚收成，知道咱们能熬过几个冬天；学会常识，你们就能在野外找到吃的，受了伤知道怎么治。”刘梅的目光扫过每一张稚嫩的脸，“知识不是奢侈品，是咱们在这片废土上活下去的武器。”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柔和下来：“当然，学习也是件快乐的事。等你们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就可以在作业本上骄傲地签上它；等你们会算数了，就能帮爸爸妈妈算清收成；等你们认全了草药，说不定就能治好小伙伴的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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