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安的感知力在种植中派上了大用场。第二天上午，我们正用改良过的筛子筛土——筛子是用旧纱窗和木框改装的，虽然简陋但实用——安安突然拽住我的裤腿，小手指着一片看似平整的土地：“林默叔叔，这里的土下面是空的！”
我们起初不太相信，因为那片土地看起来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踩上去也很结实。但安安执拗地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地面，仿佛能看穿泥土的伪装。张远拿来锄头，轻轻挖下去。第一下，第二下，在第三下时，锄头突然陷了下去——底下果然藏着个废弃的陶制水管，直径有半米，不知是哪个年代埋下的，内部已经塌陷但外壳基本完好。如果不发现，直接播种的话，幼苗的根扎到空洞处就会悬空，一场雨就会让整片苗烂掉。
“这丫头真是咱们的‘土地预警员’。”张远蹲下来，粗糙的大手轻轻摸了摸安安的头，顺手把手里的小锄头递给她，“来，跟叔叔一起筛土，轻点别碰坏种子。”
安安双手接过对她来说有些沉重的小锄头，握柄的姿势有模有样。她学着大人的样子，把混有碎石的土块敲散，然后用小手仔细挑出里面的石子。阳光洒在她认真的小脸上，那专注的神情和苏晓调试催芽剂时如出一辙——微微抿着嘴，眼睛一眨不眨，仿佛全世界只剩下眼前这项任务。
孩子们很快都加入了筛土的队伍。小诺用她的小铲子帮A-07搬运碎石；丫丫负责用旧布擦拭挑出来的石头——王伯说这些石头可以铺田埂，不能浪费；年纪稍大点的几个男孩则两人一组，抬着装满筛好土壤的竹筐运到育苗区。劳动中，不知谁起了头，开始哼唱起战前的一首老歌。起初只是零星的几个音符，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歌声在种植园上空飘荡，和锄头碰击土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午休时，刘梅带着妇女们送来了午饭和绿豆汤。说是午饭，其实主要是各种腌菜和野菜团子，但今天多了点特别的东西——王伯用最后一点库存面粉做了几十个巴掌大的烙饼，每个上面还撒了几粒珍贵的芝麻。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刘梅把烙饼分给大家，眼神里满是慈爱，“等咱们的小麦收成了，天天给你们做白面馒头。”
张远接过烙饼，没有立刻吃，而是拿在手里看了好一会儿。“最后一次吃白面馒头，还是三年前在医院地下室。”他的声音有些低沉，“那时候老陈还活着，他省下自己那份，掰了一半给我闺女……”他没再说下去，狠狠咬了一口烙饼，咀嚼得很用力。
苏晓悄悄把自己的烙饼掰成两半，一半递给张远：“小麦苗已经催好芽了，比预期快了十二个小时。如果一切顺利，明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能分到足够吃三个月的面粉。”
这个承诺像一阵暖风，吹散了空气中的沉重。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讨论种植的细节。王伯用树枝在地上画示意图，讲解轮作的重要性；李伟分享他观察到的土壤湿度变化规律；连A-07也凑过来，用骨翼在地上划出简单的图案，表示它发现西边那片地的蚯蚓特别多——这是土壤肥沃的标志。
下午的工作更细致了。按照苏宇日记里的要求，播种前需要对土地进行“精细平整”。这不仅仅是把地耙平那么简单，而是要根据地势起伏，规划出最合理的排水沟和灌溉路径。王伯带着几个有经验的队员，用自制的水平仪——其实就是一根透明软管灌上水——一点一点测量土地的高差。
“这里要稍微垫高两公分。”王伯指着图纸上的一个标记，“夏天下暴雨时，水会从北坡流下来，如果这里低了，整片麦田都会被淹。”
与此同时，苏晓在育苗棚里完成了最后一批种子的催芽。透明的玻璃罐中，淡绿色的溶液里，小麦种子已经冒出了细白的幼芽，最长的一批已经有半厘米。她小心翼翼地把种子捞出来，放在铺着湿润纱布的竹筛上，每个种子之间都留有足够的间隙，防止霉变传染。
“芽发得太快也不是好事。”苏晓对我说，手里拿着放大镜仔细检查每一粒种子，“生长速度不均衡，将来出苗时间就会相差太大，不好管理。得把发芽快的和慢的分开播种，记录好位置，后期区别管理。”
她说话时，阳光正好从育苗棚的天窗斜射进来，照在她沾着泥土的手上。我突然想起战前在农科院参观时，那些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也是这般专注地对待每一粒种子。只是那时实验室窗明几净，设备精良，而我们现在只有简陋的帐篷和所剩无几的试剂。但苏晓眼中的光芒，和那些研究员并无二致——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对生长的信仰。
第三天开始，我们正式种植“清洁作物”——向日葵。这是苏宇日记里强调的关键一步：向日葵的根系能有效吸收土壤中的重金属和放射性物质，并将它们富集在茎叶中。等向日葵长成后，我们不收获它的种子，而是将整株植株焚烧，灰烬深埋，从而把污染物从土地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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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向日葵的过程更像一场仪式。每个孩子都分到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