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阳光本该是丰收的前奏，但今年朗贡镇郊外的葡萄园和麦田，却笼罩在一片压抑的恐慌之中。泥土路上，几辆装饰着褪色贵族纹章的沉重马车，正被惊慌的仆役和车夫驱使着，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向北驶去。车轮碾过雨后未干的车辙，溅起混着马粪的泥浆，将路边枯黄的草叶染得污秽不堪。
马车窗户不时被掀开，露出几张保养得宜、此刻却惨白扭曲的贵族脸庞。他们频频回头，望向南方天际，仿佛那里随时会冒出喷吐黑烟的东方巨舰或是能飞天的魔鬼。行李架上捆扎的箱子歪斜欲坠，里面塞满了匆忙收拾的银器、珠宝、地契和来不及穿完的华服。
庄园主，一位年过五旬的伯爵，此刻正站在自家庄园那有着高大石柱的门廊下，对留守的老管家做着最后的交代，声音因为急促和恐惧而尖利：“……记住！地窖里那几桶最好的波尔多酒，还有银餐具，能藏的都藏到后山的旧酒窖里去！那些东方野蛮人……天知道他们是什么德行！如果、如果他们真的打过来，你就说……就说主人去巴黎觐见国王了，这里一切都由你做主！稳住那些泥腿子，别让他们趁机闹事！”
“老爷，那今年的租子……”老管家佝偻着腰，脸上写满忧虑。伯爵一家逃走，庄园和田地怎么办？那些靠租地为生的佃户怎么办？
“租子？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租子！”伯爵不耐烦地挥手，仿佛驱赶苍蝇，“先顾着命吧！等我到了巴黎，禀明国王陛下，集结大军，自然会回来把这些东方人赶下海！到时候……哼！” 他话虽如此，眼中却毫无底气。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经营多年的庄园、葡萄园和远处那些在田间茫然张望的佃户身影，伯爵咬咬牙，转身钻进最后一辆马车，催促着车夫：“快！快走！去佩里格！不，直接去巴黎！”
马车绝尘而去，留下漫天尘土和一片狼藉。老管家望着远去的烟尘，又望望田间那些停下劳作、聚拢过来、脸上交织着恐惧、茫然和一丝隐约怒火的佃户们，深深地、绝望地叹了口气。老爷跑了，把恐惧和烂摊子留给了他们。
这样的场景，在八月下旬的法国西南部，从阿杜尔河口到加龙河流域，不断上演。明军在阿杜尔河口登陆并向东北内陆快速穿插的消息，如同瘟疫般在贵族圈层中传播。恐慌升级成了溃逃。领主、庄园主、镇长、税吏……但凡有些身份和积蓄的，都在争先恐后地收拾细软，抛下领地、职责和子民，向着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北方——巴黎方向逃去。大道上，贵族逃亡的车队与运送军队上前线的辎重车队混杂，互相阻塞，争吵不休，更添混乱。
同日，午后，波尔多市政厅广场
与庄园和乡间的恐慌不同，波尔多这座西南重镇，此刻正陷入一种诡异的狂热与绝望交织的漩涡。市政厅前的广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士兵的呵斥声、妇女的哭喊声、儿童的啼哭声、以及市政官员扯着嗓门的宣读声混杂在一起，沸反盈天。
临时搭建的木台上，波尔多市长——一个脸色蜡黄、强作镇定的胖子——正挥舞着一张盖有王室印鉴的羊皮纸，用尽力气喊道：“……奉国王陛下谕令！值此国难当头，异教徒入侵之际，所有身体健康、年龄在十六岁至六十岁的男子，皆有义务拿起武器，保卫家园，保卫国王！保家卫国，人人有责！城中所有铁匠铺、木工作坊，即刻起为城防军服务！所有粮商，必须按市价……呃，按市政厅定价，出售存粮以供军需！”
他每喊一句，台下的人群就骚动一阵。
“征召令！又是征召令！我儿子去年刚被征去北方打仗，再也没回来！”
“凭什么征我们的粮食？今年收成本来就不好！”
“那些老爷们自己坐着马车跑了，却要我们这些穷人去送死！”
“东方人打的是国王和贵族，关我们什么事？”
不满和愤怒的声浪越来越大。维持秩序的士兵紧张地握紧了手中的戟矛和火绳枪，但他们自己眼中也充满了疲惫和不安。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被强征入伍不久的农夫或工匠。
几名如狼似虎的税吏和军需官，带着士兵，开始冲进广场周边的店铺和民宅，强行“征用”粮食、布匹、车辆，甚至直接抓走符合年龄的男子。反抗是微弱的，往往在士兵的枪托和呵斥下化为无助的哭泣和咒骂。一个试图藏起半袋黑麦的磨坊主被拖到街上殴打；一个死死抱住不肯入伍儿子的老母亲，被粗暴地拉开，儿子被套上破旧的号衣拖走。
恐惧在蔓延，但另一种情绪——对领主、对国王、对这场无妄之灾的怨恨——如同地下奔流的暗火，在屈从的表面下，越烧越旺。人们开始私下议论：为什么国王的军队打不过东方人？为什么贵族老爷们跑得比谁都快？为什么要我们来承受这一切？
八月二十三，阿杜尔河口以北，已被明军控制的巴约讷镇
与波尔多的混乱和周边地区的恐慌形成鲜明对比，被明军占领不过两天的巴约讷镇，却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异样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