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子清摇头。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上海外国银行放给钱庄的拆款约为三百万两。到光绪八年（1882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一千二百万两。四年翻四倍！”
陈阿福的手指重重敲在桌面上，
“钱来得太容易，所有人都疯了。钱庄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存贷业务，开始大肆投资地产、股票、甚至自己开设矿业公司。”
他翻开一叠英文报纸的剪报，指着上面的报道。
“《北华捷报》去年六月就发出警告：‘上海股市的狂热已到危险边缘，矿务股价远超实际价值。’但没人听。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相信，只要不断有人接盘，这个游戏就能继续。”
沈子清想起了金绍诚在四马路番菜馆请客时的场景，那些红光满面的商人，那些恭维和敬酒...原来早在那时，丧钟就已经敲响。
“陈先生，”沈子清的声音嘶哑，“那洋人...洋人就清白吗？汇丰、麦加利这些银行，不也在放款吗？”
“问得好，问到点子上了。”
陈阿福坐回椅子上，双手交叉，“洋行当然不清白。但他们有两条退路：第一，他们的资本大多来自海外，可以随时抽离；第二，他们有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保护。一旦出事，他们最先抽身。”
他取出一份涉及汇丰银行的报告，指着上面的数据。
“你看，汇丰去年对华放款总额中，只有不到三成是给中国钱庄的短期拆借，其余都是给清政府和官督商办这类公司的长期借款，有海关税收作抵押。风险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
“海关税收是英国人在管，钱是直接到他们那里，扣掉之后才会给朝廷。”
陈阿福揉了揉眉心：“更致命的是，国际银价下跌对我们造成双重打击。这你可能不懂...”
“我懂一点，”
沈子清突然开口，“白银跌价，洋人用同样的英镑能换更多两银子。他们进口货便宜了，但我们出口的生丝、茶叶，换回来的银子实际价值在下降。”
陈阿福惊讶地看了他一眼，随即点头：“没错。光绪六年（1880年），伦敦银价每盎司60便士。去年已跌至52便士。这意味着，同样一批生丝出口，实际收入少了15%。丝商利润被挤压，不得不借钱维持，债务越滚越大…直到崩盘。”
“不要以为这场灾难是因为金绍诚跑路，或者是因为胡雪岩带领丝商囤积生丝，占据了大笔现银被洋人围剿，或者是大家疯狂炒股，造成巨量亏损。”
“这都不是根源。”
“根源在于，徐润、胡雪岩，还有你们这些钱庄，都在玩一个必输的游戏——短债长投。”
“徐润，徐二爷。”
陈阿福念出这个名字时，语气复杂，“他手里握着三千多亩地皮，那是上海滩最好的地段，外滩、南京路、静安寺。账面上看，这些地皮值几百万两，富可敌国。可是，他买地的钱哪来的？”
沈子清下意识地回答：“钱庄的庄票，还有抵押挪借的款子……”
“对。”陈阿福点头，“钱庄的庄票，期限通常只有三个月，最长不过半年。而地皮呢？想要变现，特别是这么大体量的地皮，在现在的行情下，三年五载都未必卖得掉。”
“他用三个月就要还的钱，去买三年后才能变现的地。这就是‘错配’。”
陈阿福冷冷地抛出这个词，“前两年，洋行银根松，拼命往外拆钱，钱庄手里银子多得烫手，就拼命借给徐润之流。徐润拿着钱去买地，地价就涨。地价涨了，评估价更高，能借更多的钱，只要不停下来，资产每一天都在膨胀。”
“在这种短债长投，来回借款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快速回款的工具，股票。”
“今日买入，在茶楼里找人炒几天消息，就可以轻轻松松回款，高价卖出，后来觉得这种方式也太慢，干脆自己选一个股子操盘，例如四川建昌铜矿。
甚至不需要卖掉，只需要抵押出去，再借钱出来继续买入拉高股价，如果能一直推高股价，根本就不必在乎有多少债务。”
“可现在，股票暴跌，加上洋人一抽梯子，就玩不下去了。今天还一笔，明天又到期一笔，全是到处拆借的短期债，而自己手里，除了暴跌的股票就是短时间没办法快速变现的地产。”
陈阿福叹了口气，“徐润手里的三千亩地，现在不是财富，是死沉的棺材板。他短时间卖不掉，抵押不出去，而债主却拿着刀站在门口。想卖，价格要沉到谷底！根本不够还！”
“至少胡雪岩囤积的生丝，货比黄金，流通性高，是涨是跌，无非是亏与赚的问题，他要是开口肯按洋人的价格卖，几日之内即可回款。”
沈子清听得冷汗直流。
“还有更深一层的。”
陈阿福并没有停下，
“沈先生，你觉得现在的世道，银子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