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出来的钱，一部分还给唐炯做孝敬，一部分继续炒作其他矿务公司，比如平泉铜矿、池州煤矿。”
陈阿福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以地押银，以银炒股，以股套银……这就是个连环扣。只要股价在涨，这就是个无穷无尽的金库。可一旦股价跌了……”
“一旦跌了，就是万劫不复。”
苏文补充道，“徐润现在就像个锦衣夜行的醉汉。他名下的几千亩地皮，那是实的；但他手里握着的十几家矿务局的股票，除了开平煤矿有点真东西，剩下的全是像建昌铜矿这样的废纸！”
“那郑观应呢？”陈阿福看向那个名字，“他可是着书立言的人，也跟着瞎胡闹？”
“这就是最可悲的地方。”
苏文叹了口气，眼神落在郑观应三个字上，“郑先生是这出戏里的招牌。
唐炯和徐润都知道，光靠官威和赌性，骗不了那些谨慎的绅商。他们需要一个正人君子，一个真正懂洋务、有名望的人来背书。
郑观应就是这个吉祥物。他被挂名为协办，甚至还在招股章程上签了字。
百姓们不懂矿，但他们信郑观应和徐润这两个名字。他们觉得，既然连写书劝世的郑先生都入股了，这矿肯定错不了。”
“林致远在笔记里提到。郑先生恐怕连四川都没去过，就被唐炯的实业救国大义给忽悠了，稀里糊涂地借出了自己的名声，成了帮凶。”
“或者…更糟的是，他也是帮凶之一。”
陈阿福沉默了良久，看着满桌狼藉的证据，突然感到一阵荒谬。
“苏文，你说……”
陈阿福站起身，感叹一句。
“这哪里是在办洋务？这分明是在吃人。
唐炯为了官位吃，徐润为了暴利吃，底下的买办、掮客为了佣金吃。
最后被吃得骨头都不剩的，是那些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买股票的升斗小民，是那些死在凉山瘴气里的苦力。”
“而且，”陈阿福死死盯着窗外的黄浦江，“这个局，恐怕远不止他们三个。”
“少爷英明。”
苏文翻开笔记的最后一部分，那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字迹因为书写时的颤抖而显得扭曲：
“这才是林致远真正被追杀的原因。他不仅查了矿，还查了账——上海滩的烂账。”
苏文的声音变得快速，
“在这张大网里，涉足的官员何止唐炯一人？
两江总督衙门的文案、上海道台的师爷、甚至连李鸿章北洋幕府里的几位支应，都在这支股票里有干股！
他们不需要出钱，只要在衙门里给唐炯的奏折盖个章，给徐润的贷款批条子，就能拿到分红。
这叫雅贿，叫分润。”
“再看买办圈。”
苏文指着名单上的洋文名字，“汇丰、怡和、太古……这些洋行的华人大班，哪个手里没捏着几百股建昌铜矿？
他们明知道这矿有问题，但他们不在乎。
他们利用洋行掌握的银根，配合徐润控制市面上的拆息。
今天银根松，股价涨，他们出货；明天银根紧，股价跌，他们抄底。
他们吃的是波段，是利差。至于最后那矿能不能挖出铜，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反正洋人的银行有治外法权，大清的律法管不到他们头上。”
“还有钱庄。”
苏文冷笑，“阜康、正元、源丰润……这七十多家大大小小的钱庄，现在已经疯了。
以前钱庄放贷看人品、看实物。现在？
只要你拿着一张印着铜矿俩字的纸片进去，哪怕那纸上的墨还没干，钱庄伙计都敢给你七成的抵押款！
为什么？因为钱庄老板自己也在炒！他们拿着储户的银子，去接徐润抛出来的盘，幻想着明天能涨到天上去！”
苏文将那份名单重重地拍在桌上，震起了一蓬微尘：
“这早不是一个矿的问题。
这是整个上海滩，从官场到商场，从洋行到钱庄，全都烂透了，把全上海的老百姓都当成了猪宰。
现在的上海，就像个吸饱了鸦片的瘾君子，面色红润，精神亢奋，觉得自己力大无穷。
徐润之流，正在把大清国这三十年洋务运动积攒下来的那点家底，全部透支在这个巨大的赌场里！”
陈阿福重新坐回椅子上，手指轻轻抚摸着那份带血的笔记。
“林致远是个好人。”
陈阿福的声音有些沙哑，“或许他以为把这些公布出去，就能叫醒世人，就能让朝廷查办贪官，就能让百姓止损。”
“可惜，他是个书生。”
苏文残酷地接话，“如果这份笔记现在发到《申报》上，会发生什么？”
“首先倒霉的，是《申报》。徐润是《申报》的大股东之一，更是上海道台的座上宾。这稿子连排字房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