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进了，还是重仓。”
李老板神秘一笑，“我听说，这赛兰格只是个开始。现在市面上都在传，既然洋人的锡矿能上市，那咱们华人在南洋的产业为什么不能？
若是能把兰芳那些真正的金矿、煤矿都弄到上海来招股……啧啧，王大哥，那才是泼天的富贵啊。”
“兰芳不过是国贼罢了，不是还向着荷兰人称臣纳贡？他们敢发股票，不怕荷兰人狗急跳墙？”
“我看未必，谁会跟钱过不去？招股一百万两那是眨眼的事，炒到一千万两也不是梦！
有了这笔钱，在南洋买枪也好，买炮也罢，谁还敢欺负咱们华人？荷兰人？那一千万两银子砸下去，雇洋枪队也能把他们砸死！这叫以商止战，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啊！”
“谁知道那位是怎么想？这大清也不缺银子，真要是靠银子能打赢，我看咱们也不必这么憋屈！”
茶馆外，报童挥舞着散发着油墨香的《申报》跑过，高喊着：“看报看报！天津糖局招股告罄！赛兰格点铜股价再创新高！上海股市一日千里，官燕捞饭就在今朝！”
王老板听着外面的喧嚣，看着手里那张薄薄的赛兰格股票，心中那道保守的防线终于崩塌了。
他咬了咬牙，从怀里掏出一张庄票拍在桌上：“老李，你路子野，帮我收两千股赛兰格！不管什么价，我也要上这艘船！”
李老板大笑起来，两只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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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租界，宁波路与北京路交界处，
正元钱庄后堂，
桌子上摆着一只精致的西洋座钟，指针刚过上午九点。
坐在大掌柜席正甫对面的，是徽州茶帮的头面人物，胡庆馀。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不耐烦。
“我说，席大掌柜，”
胡庆馀终于打破了沉默，“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惊蛰已过半月，九江和汉口的茶市马上就要开秤。按照乾隆爷留下的老规矩，这时候上海滩的银子，该往江上走了。”
席正甫微微抬眼，作为上海滩最有权势的红顶买办之一，他既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言人，又是钱庄界的无冕之王。
但此刻，他的掌心全是冷汗。
“今年雨水多，春茶上市晚，何必这么急？”
席正甫语气平缓，试图拖延时间，“正元的银船正在从苏州调拨的路上，再宽限三日……”
“三天？我看是三个时辰都难！”
胡庆馀猛地站起身，逼视着席正甫，“席大掌柜，别以为我们山里人不知道这黄埔滩发生了什么。
昨晚在四马路的茶楼里，人人都在传，说上海滩的银库早就空了！
说你们把原本该给我们茶商的银子，全都换成了花花绿绿的纸片子！”
胡庆馀从怀里掏出十几张皱巴巴的《申报》，上面的大幅广告全都是股票信息。
“往年这个时候，第一批五十万两现银早就装上了船。
现在呢？你给我的是什么？是这堆废纸吗？”
“席大掌柜，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北边的丝栈，南边的矿局，哪一家没压着你们正元庄的银子？你们拿着我们的本金去炒股票，放贷，现在我们急着用钱，你们却拿不出来？”
胡庆馀将报纸摔在地上，“茶农只认白花花的银子，不认你们这荆门矿还是鹤峰铜的股票！今天若是见不到三十万两现银，我胡某人就坐在这正元庄不走了。
到时候消息传出去，说席大买办的正元庄拿不出银子，我看这宁波路上几十家钱庄，明天还能不能开门！”
这句话击中了席正甫的死穴。
钱庄生意，全靠信用二字维持。一旦挤兑的风声传出，就像瘟疫一样，瞬间就能让整个上海钱庄体系崩塌。
席正甫停下了手中喝茶的动作。他不能说实话。
实话太恐怖了：上海滩的华人钱庄，确实没有银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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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墙之隔的前堂，正元钱庄的柜台上，年轻的跑街陈笙正看着外面排队的人群发呆。
那不是来存钱的人，而是来抵押股票借贷的人。
上海，正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癫狂——股票热。
自洋务运动兴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暴涨，让上海人第一次尝到了资本增值的甜头。今年开春，这种热情演变成了非理性的狂热。
陈笙记得清楚，就在三个月前，正元钱庄的银库里还堆满了发亮的墨西哥鹰洋（当时上海通用的贸易银元）和整齐的纹银。
那时候，银根松动，银行间借贷利率低得可怜。
为了追逐高利，几个大钱庄做出了一个决定：接受股票作为抵押品，
逻辑看似完美，投机客拿着股票来抵押，钱庄给出现银或庄票，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