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栋放下茶盏：“臣赞同沈行长。不过要加一条——分成比例，可根据各省贫富差距调整。贫困省可分三成，中等省两成，富裕省一成。如此，既帮扶了穷省，又不让富省占太多便宜。”
“那富裕省岂不觉得不公？”吴琳问。
“公平不是平均。”朱栋淡淡道，“云南一个矿工月饷一两但有生命危险，应天府一个码头工月饷一两六钱。若都按两成分，才是最大的不公。”
他看向朱雄英：“太子，新政的核心是什么？是‘民富国强’。若只顾国库充盈，不顾地方困顿、百姓疾苦，便是本末倒置。铸币利润分成，看似中央让了点利，但地方有了钱，就能修路、办学、赈灾，百姓日子好了，社会稳定了，朝廷的统治才更稳固。这才是长远之计。”
这番话如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韩宜可张了张嘴，最终化作一声长叹，不再说话。
朱雄英眼中闪过决断：“此事，准了。请沈行长会同户部、吏部，细化方案，半月内颁布试行。”
“臣领旨！”沈仲和躬身，眼中闪过喜色。
日头西斜，殿内的光线渐渐暗淡。侍从点起了宫灯，昏黄的光晕映在每个人脸上，显得神色各异。
朱雄英看着议题单上最后两项——“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和“社学升学通道”，深吸一口气：“接下来这两个，是硬骨头。先议官绅一体纳粮。”
殿内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官绅一体当差纳粮，这是新政中最敏感、最得罪人的政策。自洪武年间推行以来，表面上执行得不错——至少在朝廷的账面上，所有有功名的士人、官员家族，都如数纳了粮、派了役。但私下里的怨气，积攒了二十年，早已如火山下的岩浆，随时可能喷发。
吏部尚书吴琳率先开口，声音沉重：“殿下，此事……需慎重。”
他翻开面前的奏报：“该策实行数十年，任然还有小规模反对者，去年全年，涉及‘官绅一体纳粮’的纠纷案件，共一千二百余起。其中，士子罢考三起，致仕官员集体上疏五起，地方官被士绅围攻致伤事件……十二起。”
每报一个数字，殿内的温度就降一分。
“最严重的一起在湖广黄州府。”吴琳继续道，“当地举人陈友德，家族有田千亩，按制应纳粮三十石，出役三人。陈举人拒不执行，知府派衙役上门催缴，被陈家族人打伤。事情闹大后，上百名士子围堵府衙，高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要求废除该政。”
“后来如何处置？”朱雄英问。
“陈举人革去功名，杖八十，补齐拖欠税款，罚所欠税款两倍，赔偿受伤差役，没收隐匿田产，流放云南。参与围堵的士子，为首的三人革去功名，终生禁考，余者罚银、禁考三年。”吴琳苦笑，“处置不可谓不严，但怨气……压得住一时，压不住一世啊。”
韩宜可长叹一声：“殿下，老臣说句掏心窝的话。官绅一体纳粮，理论上公平，但执行起来……难。读书人寒窗十年，图的是什么？不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后的那点特权吗？若中了举人、进士，还要和农夫一样纳粮服役，谁还肯苦读？”
“韩阁老此言，臣不敢苟同。”
说话的是刑部尚书杨靖。这位铁面尚书站起身，面色冷峻：“读书是为明理，是为报国，岂能只为那点特权？若按此说，将士戍边卫国，是不是也该要特权？工匠造舰铸炮，是不是也该要特权？农夫种粮供天下，是不是更该要特权？”
他环视众人，声音铿锵：“新政的核心是‘公平’。农民纳粮，工人纳税，商人缴税，凭什么读书人就可以例外？就因为他们会写几句文章、背几本经典？这是什么道理！”
“杨尚书，话不能这么说。”吴琳皱眉，“士农工商，士为首。治国靠的是士大夫，若寒了士人之心，将来谁为朝廷效力？”
“寒心？”杨靖冷笑，“前年科举，县试、府试、院试、乡试应试者五万八千人，创历年新高。可见纳粮之政，并未阻挡读书热情。倒是那些叫得最响的，多是家中田产千百亩的豪绅——他们不是寒心，是心疼钱！”
这话太直白，说得吴琳脸色发青。
朱栋缓缓开口：“此事，本王说个故事。”
“洪武年间本王巡海至福建，遇一老农。他两个儿子，大儿种田，小儿读书。大儿每年纳粮三石，出役三十天；小儿中了秀才，按制免粮免役。老农说，‘同样是儿子，一个累死累活，一个逍遥快活，我这当爹的心里不是滋味’。”
他顿了顿，继续道：“我问他，‘那你后悔让小儿子读书吗？’他说，‘不后悔，读书能明理。但我觉得……不公平。’”
“是啊，不公平。”朱栋看向众人，“农民觉得不公平，工人觉得不公平，商人觉得不公平——凭什么读书人就可以不纳粮不服役？就因为他们识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