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水房。那是个简陋的小房间，有个水槽，一个烧开水的铁炉子。几个工人在排队接热水泡面，有的在啃自己带的馒头咸菜。
吴普同找了个角落坐下，拿出饭盒。馒头已经凉了，硬邦邦的。他就着咸菜吃，吃得很慢，没什么胃口。喉咙里还是痒，想咳嗽，他忍着，喝了几口水。
水是自来水，有股漂白粉的味道。但他顾不上了，太渴了。
旁边的工人在聊天，声音不大，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
“今天切了多少？”
“没数，估计五六百吧。”
“可以啊，老李手就是快。”
“快什么，机器老卡，耽误事。”
“你那台还算好的，我那台才叫破，刀片都不利了……”
吴普同默默地听着。五六百卷，也就是五六块钱。一天八小时，五六块钱。一个月干满三十天，不休息，也就一百五六。还不如在铜丝厂，虽然危险，但一天能有三十多。
他心里涌起一阵绝望。
但他没表现出来。吃完馒头，他把饭盒收好，又去接了杯水。然后走到车间外面，想透透气。
外面也很热，但至少空气新鲜些。他站在树荫下，看着厂区里来来往往的人。有运原料的货车开进来，扬起一片尘土。有工人推着满载成品的小车往仓库去。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没什么表情。
这就是生活。他想。成千上万的人，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份工作喜不喜欢，适不适合，只是需要一份收入，于是就来了，一天一天地干下去。
他想起父亲吴建军。父亲在北京工地打工，环境比这里好吗？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高空作业，烈日暴晒，钢筋水泥。但父亲从来没抱怨过，每次打电话回家，都说“挺好，别担心”。
为什么他就做不到？
因为他读了大学？因为他曾经有过不一样的期待？
还是因为他本质上就是“娇气”？
他不知道。
休息时间很快过去了。铃声响了，工人们陆续回到车间。
下午的工作更难熬。
温度更高了，车间像个蒸笼。吴普同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了一层白色的盐渍。口罩换了另一个——马雪艳买的新口罩，但他舍不得用太久，戴了一个小时就又换回旧的。旧的已经完全不能用了，但他还是戴着，总比没有强。
粉尘无孔不入。他的头发里，耳朵里，脖子里，都是细小的纸屑。每次呼吸，都能感觉到颗粒在鼻腔里摩擦。咳嗽越来越频繁，每次咳嗽都震得胸口疼。
手臂也开始酸疼。抬大卷是个体力活，每个二三十公斤，一天要抬几十次。他的手臂肌肉在颤抖，手指因为一直戴着手套，被汗水泡得发白起皱。
但他不敢停。停下来的每一分钟，都是钱。
下午三点，是最难熬的时候。困意袭来，眼皮沉重。车间的噪音变成了单调的背景音，听得人昏昏欲睡。他强打精神，机械地重复着动作：抬，放，启动，接，码放。
有那么一瞬间，他走神了。想起大学时的实验室。干净，整洁，有空调。穿着白大褂，操作着精密的仪器，记录数据，分析结果。那是他曾经想象的未来。
现实是，他站在粉尘弥漫的车间里，搬运着卫生纸卷，呼吸着满是颗粒的空气。
他摇摇头，把那些念头赶走。想那些没用，眼前的现实才是要面对的。
下午四点，机器又卡了一次。这次他有了经验，很快就处理好了。但处理的时候，手上沾满了纸屑和油污，黑乎乎的一片。他想洗，但没时间，只能随便在衣服上擦擦，继续干活。
时间一点点过去。窗外的光线渐渐变暗，但车间里感觉不到，因为本来就昏暗。只有墙上的挂钟提醒着时间的流逝。
五点半，下班的铃声响了。
机器陆续停下来。工人们摘下口罩，露出疲惫而麻木的脸。没有人说话，大家默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下班。
吴普同也停下机器。他看了看自己今天的工作成果——旁边堆着十几个纸箱，里面都是切好的小卷。他没数有多少，但感觉应该不少。
他摘下手套。手已经被汗水泡得发白，掌心磨出了两个水泡，有一个已经破了，露出红色的嫩肉，碰一下就疼。手指上全是纸屑，嵌进皮肤纹理里，洗都洗不掉。
摘下口罩。脸上勒出深深的印子，鼻子和嘴巴周围一圈红红的，痒得难受。他用手抹了把脸，手上立刻沾了一层灰白色的粉尘。
他走到王主任的办公室。办公室也很简陋，一张旧桌子，几把椅子，墙上贴着生产计划和值班表。
王主任正在算账，看见他，抬起头：“干完了？”
“嗯。”
“切了多少？”王主任问，拿出一本记录本。
“我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