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一上岸就瘫倒在地，再也无法行走；有人抱住前来接应的陌生人嚎啕大哭，语无伦次；更多的人则是对外界反应迟钝，问话不答，只是呆呆地看着天空或地面。
初步的医疗检查和精神评估结果令人心惊：除了普遍的营养不良和轻伤，超过七成的归来看表现出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症状——失眠、噩梦、闪回、易怒、情感麻木、对巨大声响或特定景象（如火焰、低空飞行的飞机）的极端恐惧。许多人的精神已经崩溃，短期内甚至永远无法恢复正常的社交和生活能力，更不用说重返战场。
他们带回来的，不仅仅是自己这条侥幸捡回的命。更是关于珍珠港炼狱、中途岛屠宰场、夏威夷滩头地狱的第一手、活生生的恐怖故事。这些故事经由他们颤抖的嘴唇、空洞的眼神和无法控制的惊恐反应，比任何官方战报或新闻标题都更具冲击力地传播开来。
“恶魔”、“不可战胜”、“来自东方的死神”、“我们毫无机会”……这些词汇伴随着一个个具体、血腥、超乎想象的细节，迅速在接应部队、当地社区乃至通过有限的媒体报道蔓延开来。这些幸存者本身，就成了龙国军事力量和心理威慑力的活体广告，也是最有效率的反战宣传员。
赵振那看似难以理解的“释放”命令，其深层效果开始显现。他放归的不仅仅是近两万丧失战斗力的个体，更是两万个移动的“恐怖记忆载体”和“士气摧毁单元”。他们回到美国社会，所造成的心理涟漪和对民众战争支持度的打击，远比将他们关在战俘营里更加深远和难以治愈。战争，在这些归来看的余生中，或许已经结束了；但战争带来的噩梦，以及他们亲身传递出的、关于另一个崛起巨人可怕实力的信号，却才刚刚开始发酵。
1943年9月20日，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洒进房间，却驱不散室内冰窖般的寒意。杜鲁门总统脸上最后一点强撑的镇定，在听完秘书那几乎带着哭腔的紧急汇报后，瞬间崩解。他猛地从办公桌后站起来，动作大得带倒了椅子，手指无意识地抓扯着自己本就稀疏的头发，声音因极致的惊恐而变调：
“控制住！立刻给我控制住舆论！” 他对着眼前的幕僚和刚刚进门的新闻主管嘶吼，眼白布满血丝，“所有报纸、电台！关于那些……那些被放回来的人的报道，一个字都不准发！照片！录音！全部封存！这是国家最高安全事务！谁敢泄露，按叛国罪论处！”
新闻主管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总统先生……太、太晚了……他们上岸的时候，就有地方小报的记者混在人群里……一些照片和零星的采访……已经通过非官方渠道流传出去了……更重要的是，那些人自己……他们根本拦不住！”
秘书上前一步，手里拿着厚厚一叠来自各地政府和军方联络点的急电，声音沉重而急促：“总统，舆论控制已经失效了。问题不再是报道，而是人本身。那一万八千多人，他们就像……就像一万八千个活着的、会走路的灾难故事。他们回到自己的社区、小镇、城市，面对家人、邻居、朋友……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脸上的每一个恐惧的表情，夜里的每一声尖叫，都比任何报纸头条更有说服力！”
他深吸一口气，翻动文件，念出更可怕的消息：“而且，他们……他们中许多军官和士兵，连同一些愤怒的家属，已经联系了律师，准备向军事法庭和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金上将、尼米兹上将，以及太平洋战区一系列高级指挥官！ 诉讼理由包括但不限于：严重误判导致部队陷入绝境、在已知无法防守且未告知部队真实情况下命令死守、在最后时刻抛弃部下先行撤离…… 民间已经有‘懦夫将军’、‘让士兵送死的贵族’这样的说法在疯传！”
杜鲁门像被重拳击中腹部，踉跄着后退，撞在书柜上，几本书籍哗啦掉在地上。他顾不上了。
秘书的声音还在继续，如同最终审判的钟声：“这还不是最糟的。过去三天，从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到东海岸的纽约、波士顿，从中部的芝加哥到底特律……全国爆发了大规模反战游行！ 最初是归来士兵的家属和所在社区，现在迅速蔓延到学生、工人、普通市民！人数从几万，迅速滚雪球一样发展到几十万！他们举着的标语是‘带我们的孩子回家’、‘停止无谓的屠杀’、‘审判失职的将军’、‘不要为华尔街的战争送死’！很多地方，游行已经演变为与军警的冲突……”
“够了！” 杜鲁门发出一声近乎哀嚎的打断，他双手撑住冰冷的桃花心木办公桌边缘，才勉强没有滑倒。胸膛剧烈起伏，眼前阵阵发黑。
完了。
全完了。
他仿佛看到了那幅可怕的图景：前线的军事惨败（珍珠港、中途岛、夏威夷失守）像一记重拳打在国家脸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