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女孩的年轻母亲低声抽泣起来，女孩被母亲的情绪感染，也开始瘪嘴。警察们移开目光，有人不安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装备。

    街角，征兵站办公室的窗帘拉开了一条缝，又迅速合上。里面负责登记的军官和文书同样坐立不安。桌上空白的登记表格堆得老高，门外的寂静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压迫力。

    一个穿着工装、满脸风霜的老人——汽车厂退休工人汉克——对着征兵站的方向，用不大却足够让附近警察听见的声音说：“他们（指政客和将军）在华盛顿的豪华办公室里，用铅笔在地图上画条线，我们孩子的命就填进去了。打德国，打日本，我们认了。可现在呢？四面开花？龙国人的工厂比底特律的蟑螂还多，德国人的潜艇比大湖区的鱼还密，英国人……上帝，我们居然打了英国人？我爸爸的爸爸就是从利物浦来的！这他妈到底是为了什么？就为了摩根索那些人的银行账户吗？”

    人群里响起一阵低沉的、愤怒的嗡嗡声。警察局长弗兰克不得不提高音量：“汉克！注意你的言辞！大家都冷静！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但请保持秩序！”

    “秩序？” 老约翰·克里默用手杖顿了顿地面，发出沉闷的响声，“弗兰克，你看看这里！看看这些老人、女人和孩子！这就是我们小镇的‘秩序’！我们家的男人呢？我儿子在1918年，现在，他们又要来索要我们的孙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父亲！而这场战争，我们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开始，又怎么可能会赢？！”

    他的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波澜暗涌的水面。更多压抑的哭泣声响起，几个半大的男孩紧紧抱住母亲的腰，眼睛里满是恐惧。警察们组成的薄弱人墙，在无形的悲痛与愤怒面前，显得如此无力。他们得到的命令是“维持秩序，防止骚乱，确保征兵站运转”，但没人告诉他们，当“秩序”本身是由绝望的民众用血肉之躯定义时，他们该如何执行命令。

    征兵站前，没有热血激昂，只有一片沉重、哀伤、带着冰冷怒意的抗拒之墙。远处教堂的钟声敲响，却唤不回任何往日的宁静。这一幕，在北美大陆上千个城镇同时上演，构成了美国战争机器后方一道无声却巨大的裂痕。那个三岁的小女孩挣脱母亲的怀抱，摇摇晃晃地走到警戒线边，隔着那条象征性的黄色带子，把手里攥着的一个空奶瓶，递给了一个看起来比她哥哥大不了多少的年轻警察。警察愣住了，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最终只是狼狈地别过了头。这个简单的动作，比任何口号都更尖锐地刺穿了这场“卫国战争”的宣传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