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沉默了。他重新拿起烟斗，慢慢地往里填着烟丝，但动作显得有些迟缓。他锐利的目光变得深邃，似乎在消化这些与他原有认知截然不同的信息。办公室里只剩下火柴划燃的细微声响和他沉重的呼吸声。
许久，他才喃喃自语般说道：“土地国有（集体所有）、资本以国营为主体、按劳分配、国家计划调控市场、保护生产者利益、维持基本物价稳定……这……这套组合起来……” 他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向两位委员，“听起来，确实和我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一些经济特征……非常相似。”
安德烈耶夫和米高扬对视一眼，谨慎地点头：“是的，总书记同志。从经济基础架构上看，确实存在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我们感到最困惑的地方。一个政治上与我们截然不同、甚至经常对立的力量，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在部分领域比我们当前更有效率、更受民众接受的……路径。”
斯大林深深吸了一口烟，让辛辣的烟雾在肺里停留片刻，才缓缓吐出。他没有再发怒，只是陷入了长久的、沉重的思索。窗外，莫斯科的早春依然寒冷，但某种更为深刻和令人不安的“寒意”，似乎正伴随着这份远东的考察报告，悄然潜入这间象征着苏维埃最高权力的办公室。对手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坦克和飞机，更在于这种难以简单归类的、行之有效的治理逻辑。这比单纯的军事威胁，更加棘手。
斯大林那句下意识的疑问——“那怎么办，我们也学吗？”——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激起了更微妙的涟漪，也让他自己立刻感到了某种不妥。这近乎承认了对手在某些领域的“先进性”，对于他这样一位习惯于定义路线和发号施令的领袖而言，是一种罕见的、近乎软弱的流露。
农业人民委员安德烈耶夫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丝松动，也察觉到了总书记瞬间的懊恼。他必须极其谨慎地推进自己的观点，既要指出问题所在，又不能触怒权威。他斟酌着词句，声音压得更低，却更加清晰：
“总书记同志，我们或许不需要完全‘学’他们，但可以‘反思’我们自身。事实上，仔细分析龙国的这套做法，尤其是他们在农业和工商业关系中维持的那种‘统而不死、放而不乱’的平衡……我，以及我们考察团里一些老同志，都有一种强烈的既视感。”
斯大林刚刚略显波动的脸色重新沉静下来，恢复了那种深不可测的审视表情，只是示意他继续的细微点头显得有些僵硬。
安德烈耶夫深吸一口气，决定说出那个在考察团内部讨论时都令人有些心惊肉跳的类比：“我们感觉，赵振的北方军政权的许多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待农民、市场和国家计划的关系上，仿佛是在照搬或者说，高度借鉴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个短暂时期的基本思路，然后结合了龙国自身的小农传统、家族观念和战时动员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本土化改造和制度化加固。”
“曾经经历过的一个时期？”斯大林重复了一遍，眼神锐利如刀，“具体指什么时期，安德烈耶夫同志？不要用模糊的表述。”
办公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米高扬屏住了呼吸，悄悄将目光从安德烈耶夫身上移开，投向地毯上繁复的花纹。
安德烈耶夫感到喉咙发干，但他知道话已至此，没有退路。他挺直了背，尽量让声音不带感情色彩，只陈述观察：“是列宁同志晚年所倡导并初步实施的‘新经济政策’（NEp）时期的核心原则。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和私人贸易活跃农村和轻工业，通过税收和价格调控而非完全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目的是恢复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
他顿了顿，看到斯大林夹着烟斗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但总书记没有立刻打断，这让他鼓足勇气继续对比：“龙国现在做的，就像是把NEp时期的某些灵活手段制度化了，而且尺度更大。他们的‘保护性收购’和国营商业主导，相当于我们当时设想但未能完全建立的有效国家调节市场体系；他们的集体农场承包到户、超产奖励，比我们NEp时期鼓励个体农户发展的政策更有组织性；他们的国有资本控股民营，则是将‘制高点’理论极端化、法律化了。最重要的是，他们似乎成功避免了NEp时期后期出现的‘耐普曼’（新资产阶级）过度膨胀、冲击计划的副作用，也似乎没有像我们后来转向全面集体化时那样，遭遇巨大的生产破坏和农民抵触……”
“够了。”
斯大林的声音并不高，却像一块冰凌砸在地上，截断了安德烈耶夫的话。
斯大林的脸色在昏暗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难以形容的神色——最初是一闪而过的惊愕，随即被深深的阴沉覆盖，那阴沉中又夹杂着一丝被触及禁忌的恼怒，以及某种更深处的不安和疑忌。他的脸颊肌肉微微抽动，所谓的“脸都绿了”或许并非确切的颜色描述，但那种因极度压抑情绪而导致的铁青和僵硬，确实让整个面孔笼罩在一种骇人的低压中。
列宁。新经济政策。
这两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