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功宴上，杨康喝多了。这个一向沉稳、甚至有些少年老成的年轻人，第一次在我们面前露出了脆弱和激动的一面。他端着酒杯，眼眶通红，手还在微微发抖。
“师父，师娘，”他看着我们，声音哽咽，“我……我差点就……就撑不住了。那天中埋伏，看着弟兄们一个个倒下，看着百姓惊恐的眼神，我真想……真想认输，想交钱，想让这一切结束。”
他顿了顿，仰头把杯中酒一饮而尽，酒液顺着嘴角流下，混着眼角的泪：“但我不能。我交了钱，土匪会更猖狂；我认了输，百姓会更绝望。我只能硬撑，只能想办法。是师父师娘来了，给我指了路，是枣阳的百姓站出来了，给了我力量。”
他放下酒杯，对着我们深深一躬：“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没有枣阳的百姓，黑风寨……平不了。”
“但你做到了。”李莲花扶起他，拍拍他的肩，“康儿，你记住今天的感觉——不是靠武力，是靠智慧，靠人心，靠坚持。治国治县，都是一个道理。武力能平一时之乱，但平不了人心；只有得人心，才能长治久安。”
杨康重重点头，把那句话刻在心里：“弟子记住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治国如此，治县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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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枣阳又住了半个月，帮杨康处理匪患的善后事宜。投降的八十多个土匪，一一甄别。罪大恶极的（亲手杀过人的）十二人，按律处置，该斩的斩，该流放的流放；胁从的（被掳上山被迫为匪的）四十多人，训诫后释放，安排到各村，分田地，让里正监督，定期向县衙汇报情况；愿意改过自新、且有家人担保的三十多人，也分给田地房屋，让他们安家落户。
陆乘风的商行也趁机扩大了规模。黑风寨平了，商路安全了，他不仅在枣阳开了更大的铺面，还在襄阳、南阳、甚至更远的州县开了分号。逍遥商行的货物——南方的茶叶、丝绸、瓷器，北方的皮货、药材、马匹，开始在各地流通。商路通了，物资活了，枣阳的经济慢慢有了起色。
临走前夜，杨康来送我们。那是十一月的夜晚，天已经冷了，夜空中繁星点点，一弯新月斜挂天边。县衙的庭院里，落叶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沙沙作响。
杨康穿着常服——一件半旧的青色棉袍，外面罩了件黑色披风，站在月光下，身姿挺拔如松。十八岁的少年，经过这几个月的磨砺，眉宇间少了些书卷气，多了些风霜色，但眼神更加坚定，肩膀也更加宽阔。
“师父，师娘，明天就要走了？”他问，声音里有不舍。
“该走了。”李莲花说，“枣阳已经走上正轨，你能应付了。我们在这里，反而让你放不开手脚。”
杨康沉默片刻，忽然问：“师娘，我这样……算是对得起我爹娘了吗？”
这话问得我心头发酸。这么多年了，从他知道身世的那天起，这个问题就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里。他读书、习武、行医、为官，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坚持，背后都有这个问题的影子——我这样做，爹娘会欣慰吗？我这样活，对得起杨家吗？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在我眼前长大的孩子，认真地说：“康儿，你爹娘若在天有灵，看到今天的你——看到你为民请命，为百姓谋福；看到你审案公正，治县有方；看到你平匪患，安民心，让枣阳从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苦地，变成一个人人愿意安家的乐土……他们会骄傲的。”
我顿了顿，加重语气：“他们会骄傲，不是因为你是进士，是知县，是因为你成了一个有担当、有作为、有仁心的好人。杨家后人，不该被仇恨定义，而该被德行定义。你做到了。”
杨康的眼圈又红了。月光下，能看见他眼中闪烁的泪光。但他没有让泪流下来，只是深吸一口气，对着我们，也对着夜空，郑重地说：“弟子……定不负师父师娘期望，不负父母之命，不负百姓之托。此生，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民，无愧于……杨家之名。”
第二天清晨，我们离开枣阳。马车驶出城门时，我回头望去，看见杨康还站在城楼上，朝我们挥手。寒风吹起他的披风和发丝，猎猎作响，但他的身影站得笔直，像一棵已经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树，风再大，也吹不倒。
李莲花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温暖而有力：“怎么样？放心了吗？”
我靠在他肩上，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枣阳城墙，轻轻点头：“放心了。这孩子，真的长大了。”
马车驶向远方，将枣阳留在身后，也将一个少年的成长，一个知县的开端，深深印在了这个冬天的记忆里。
而前路，还有更多的县城，更多的百姓，更多的挑战，和更多的故事。
但我知道，无论杨康走到哪里，无论他将来是继续做知县，还是升任知州、知府，甚至走入朝堂，他都会记得那三句话，记得自己的名字，记得肩上的责任。
他会记得审案须查实据，所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