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当最后一块墙皮被抹平，最后一扇窗户被安装妥当，最后一批建筑垃圾被清理运走，我们的“翠微山居”终于焕然一新，初具雏形。
青石垒砌的院墙被修补完整，虽不整齐划一，却有一种古朴的野趣。新换的厚重木门紧闭着，将山居的宁静守护在内。走进院门，眼前是一个干净整洁的青石小院。几间修葺一新的屋舍白墙灰瓦（瓦是李莲花后来特意去山下窑厂定制的青瓦），掩映在摇曳的翠竹与苍松之间，显得简朴而雅致。院中那口古井旁，我移栽的几丛薄荷和鱼腥草已经成活，绿意盎然，散发着清爽的气息。屋后，那片荒地已被开垦成整齐的几畦，一畦撒上了金银花、菊花、薄荷的种子，一畦种上了易活的青菜和萝卜，边缘还用竹枝编成了矮篱笆。院子一侧，李莲花和工匠们用剩下的木料和茅草，搭起了一个宽敞的凉棚，下面摆放着简陋但结实的石桌石凳，这里将成为我们日后处理药材、休息、甚至临时诊病的场所。而我们的忠实伙伴莲花楼，则静静地停放在院子另一侧的平整树荫下，车身光洁，仿佛随时准备着，但又安然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安定。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可以称之为“家”的、稳固而安宁的固定居所。这里不再是我们匆匆路过的驿站，而是我们将要在此思考、创作、生活、并与这片山水草木共同呼吸的根基之地。
三
安顿下来的第一件要事，便是将我们从南境、东海、乃至更早的游历中积累的所有资料、笔记、标本，分门别类，妥善安置，为接下来的着书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书房——那间被打通后变得格外宽敞明亮的正屋——成了我们工作的核心。李莲花亲手设计和请木匠打造了几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靠墙而立，用的都是山中老杉木，散发着淡淡的木材香气。书架上，按照我们初步拟定的框架，整齐地码放着《南境瘴疠医药见闻录》的完整手稿、配套的数十幅草药精细图谱、沿途记录的各种疑难病例笔记、收集到的一些地方志和民俗资料残卷，以及那几十个装着珍贵标本的扁木匣。每个木匣都贴上了详细的标签，便于检索。窗前，则安置了一张异常宽大的书案，是用一整块厚实的柏木板打磨而成，光滑如镜，上面摆放着文房四宝、大小不一的毛笔、各种颜色的颜料（用于绘图）、镇纸、笔架，还有李莲花特意为我找来的一块表面极为光滑平整的黑色石板，可以用来临时摊开大型的图纸草图，或者晾干刚绘制完的、墨迹未干的图谱。
至此，我们生活的重心，彻底从“在路上”的跋涉与探索，转向了“在案头”的静心思考与系统着述。
然而，着述绝非简单的资料堆砌或照抄笔记。它是一项需要极强逻辑性、系统性、创造性和严谨态度的艰巨工程。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琅琊本草拾遗》（我们最终确定了这个书名，意在拾取主流本草遗漏或未详的、带有地域特色的医药知识）的整体框架和编写体例。
传统的本草着作，多以药物的自然属性（草、木、果、菜、虫、鱼等）或功效（解表、清热、补益等）为分类依据。但我们经过反复商讨，觉得若遵循此法，我们这些带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发现，很容易被淹没在传统的药物海洋中，失去其独特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我们游历的最大特点，是‘地域性’。”李莲花在书案前摊开一张大白纸，用炭笔勾勒着思路，“我们看到了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气候物候、不同生活习俗下，所产生的不同疾病，以及当地百姓应对这些疾病时所发现和使用的独特药材与方法。这些，是活的、扎根于泥土的医药知识。我们的书，应该反映这一点。”
我深以为然：“那就以我们游历的区域为‘纲’。比如，第一卷可设为‘总论及江淮篇’，记述我们初来此界在江左、金陵一带的见闻，包括对火寒毒等重症的诊治思考（当然，需隐去关键信息）；第二卷为‘琅琊群山篇’，记录山中疫病、‘透骨清’等；第三卷，便是最重要的‘南境瘴疠篇’；第四卷，‘东海之滨篇’；第五卷，或许可以叫‘翠微拾遗及医理杂谈篇’，收录我们在此地的新发现，以及一些零散的病例心得、对医理的思考等。”
“在每个区域之下，”李莲花接着补充，炭笔在纸上快速写着，“再设子目。比如在‘南境瘴疠篇’下，可分‘地理气候总述’、‘常见瘴疠疾病各论’（如水蛊、虫毒、木薯中毒等，每病详述其因、证、治、防）、‘南境特色草药图鉴’（每种草药配图详述）、以及‘卫生改善与疾病预防实务’等章节。这样，读者不仅能知道某种病怎么治、某种药怎么用，更能理解为什么在这里会得这种病，为什么用这种药，以及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得病的机会。这才是‘拾遗’的真意——拾取被忽视的‘环境-疾病-医药’的整体链条。”
框架定下，仿佛为浩如烟海的资料和思绪，树立起了清晰的主干和脉络。接下来，便是漫长而细致的资料整理、消化、提炼和文字撰写工作。
白天，书房里常常是这样的景象：我们各据书案一端，分工合作，沉浸在自己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