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笼罩于绝望之中。
宫殿内，留都大将、诸道都元帅沈器远须发戟张，猛地向前一步，手指几乎要戳到对面几位大臣的脸上，声音极致愤怒：
“崔鸣吉！金鎏！尔等佞臣！卖主求荣，罔顾大义！天朝援兵必至！为何不再坚守？为何执意要向建奴屈膝投降？！尔等行径，与禽兽何异！又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
他的怒吼在殿内回荡，主战一派群情激愤。
水军统制使林庆业紧握剑柄，礼曹判书金尚宪这清瘦的老臣虽未如沈器远般暴怒，但眼神也已表明其心
他沉痛道：“事大以诚乃我朝鲜立国之本。背弃大明，屈事胡虏，国将不国！”
台谏官洪翼汉，以及弘文馆的尹集、吴达济等年轻官员也纷纷出列，言辞激烈，痛斥投降之议，主张血战到底，等待宗主国明朝的援军。
面对这汹涌的指责，吏曹判书崔鸣吉他深吸一口气，不得不再次陈述残酷现实：“诸位！非是我等愿背负骂名！我等已数次遣使，泣血向天朝求援，奈何明国自身如何，流寇肆虐于内，清军寇边于外，怕是上国亦是无兵可调，无饷可发！
所谓援兵，不过是镜花水月，若再执意死守，待城破之日，我朝鲜宗庙倾覆，生灵涂炭，岂是诸位一句忠义所能承担？！”
领议政金鎏也在一旁：“存社稷，保宗庙，方为臣子之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谓不智。忍一时之屈，或可为我朝鲜留存一线生机啊！”
御座之上，国王李倧面容憔悴，眼神在激烈对抗的两派大臣间游移。
朝鲜作为大明藩属国，被朱棣列为不征之国，在大明众多藩属国中关系最好，也最忠心。
毛文龙时代东江镇就和朝鲜联动，联合蒙古共扼制建奴，打得建奴首尾难顾。毛文龙死后，朝鲜仍然持续往东江镇送各种物资。
李倧何尝不想做那坚守气节、名垂青史的君主，他何尝不念及二百余年事大明朝的恩义？
但清军铁骑已围城数月，城内粮草将尽，士卒饥寒，上国的援军杳无踪影。
巨大的现实压力扼住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最终，李倧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坐在御座上，他望向殿中那些满眼悲愤的臣子们，又看了看那些主张议和以求生存的臣子。
终于做出了他的决定，他发出一声悠长而悲凉的哀叹，声音带着无尽的苦涩与无奈，在寂静的大殿中格外清晰：
“寡人……非不欲死节……奈宗庙社稷何！”
此言一出，满殿皆寂。
金尚宪、洪翼汉等人如遭雷击，面色瞬间惨白，眼中最后的光彩熄灭了。
沈器远闭上双眼，指甲不知不觉间深陷入掌心。而崔鸣吉、金鎏等人则深深垂下了头，虽达成了目的，脸上却无半分喜色。
“开城门吧……”
崇祯十年正月三十日。
朝鲜国王李倧出城向皇太极跪拜请降，签订条约核心内容：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改向清朝称臣；送国王长子、次子到盛京当人质；每年向清朝纳贡。
丙子之役是朝鲜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之前的天启七年，后金曾进攻朝鲜，朝鲜被迫称“兄弟之国”但暗中仍奉明朝为宗主。
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建清，要求朝鲜派使臣称臣朝贺，朝鲜国王李倧拒绝，还斩杀清使，清军入寇明国的部队返回后，皇太极以此为借口亲征。
清军于崇祯九年十二月渡鸭绿江入侵，迅速占领朝鲜北部，直逼王京汉城。
李倧逃至南汉山城后，多次遣使向明朝求援，试图借助明朝的军事力量对抗清军。
朝鲜通过朝贡路线向明朝发送求援文书。但此时辽东已被清军控制，陆路受阻，朝鲜转而依赖海路，经登州和觉华岛向明朝传递信息。
朝鲜的求援文书强调“君臣大义”，恳请明朝念及“父子之国”的情谊出兵救援。
朝鲜国王在给崇祯的信中称：“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同时，朝鲜官员在求援时也提及清军的残暴，如“胡虏肆掠，焚烧庐舍，杀戮人民，不可胜计”。
而京师朝堂因国库空虚，兵力分散。大多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主张优先镇压流寇，对朝鲜求援持消极态度。
但以大学士黄道周为代表的主战派则主张“联朝抗清”，认为朝鲜若失陷将危及明朝安全。但杨嗣昌等主和派则认为朝廷无力两线作战，应优先稳定内部。
最终，主和派的意见占上风，明朝未采取实质性行动。
而因朝鲜武备松弛，清军仅用12天就攻破义州、平壤，次年正月，兵临朝鲜王京汉城。
朝鲜国王李倧带着宗室、大臣逃到汉城东南的南汉山城固守，清军随即合围，一边猛攻山城，一边击溃朝鲜援军，还派尚可喜水师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