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阳宫观风殿书斋的灯火，常常通明至深夜。李瑾的《大同书》已非初时那粗略的纲领，思想的涓流逐渐汇聚，触及了那个时代最禁忌、也最核心的问题君主制度的本质与未来。在“天下为公”的宏大理想下，一个具体而微、却石破天惊的构想逐渐清晰——“虚君共和”。
这一思想的萌发，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植根于李瑾数十年的观察、实践与苦思。
他审视历史，看到的是“家天下”循环往复的悲剧。明君开创盛世，带来治世；庸主守成，或可维持；而一旦出现昏君、暴君、幼主、女主（他并无贬低武媚娘之意，而是客观指出在传统观念中“女主”临朝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或外戚、宦官、权臣乘虚而入，则盛世转瞬倾颓，生灵涂炭。“将亿兆黎庶之命运，系于一家一姓血脉之延续与一人心性之贤愚，此非以国运为儿戏乎？”&nbp;他在稿纸的边角写下这行字，墨迹力透纸背。
他观察现实，大唐的“永昌之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与武媚娘这对特殊组合的超前见识与政治手腕，加上李贤的仁厚配合。但李贤之后呢？未来的太子，未来的皇帝，能延续这样的局面吗？海外殖民地的管理，已经凸显了“天高皇帝远”带来的统治难题，那么本土呢？一个庞大帝国，仅仅依靠君主个人的“明”或“圣”，是极其脆弱且不可持续的。“人治之兴，赖乎明君；人治之衰，必因昏主。欲求长治久安，非以‘法治’替‘人治’，以‘公器’代‘私器’不可。”
他反思自己推行的改革。科举取士，一定程度打破了门阀垄断，但形成了新的官僚集团，其权力最终仍来源于并依附于皇权。三省六部、台谏制度，旨在分权制衡，但皇帝依然是最终的、最高的、且常常是任意的仲裁者。他试图建立“法”的权威，但“朕即法律”的幽灵始终徘徊。所有这些制度改良，都未能触及君主**政体的根本——最高权力的来源、行使与更替，缺乏一个稳定、可预期、且符合公意的程序。
海外的新局面，也提供了另类的思考素材。星洲、文莱，甚至远在美洲的金山，那些远离洛阳万里之遥的唐人社区，在初创时期，往往并非由某个绝对的“君主”直接统治。星洲总管府虽设总管，但重大事务常需召集汉人长老、富商、行会首领乃至有威望的“蕃客”代表共议。美洲的淘金营地，更是自发形成了以“寨主”、“会首”为核心，结合公议、盟约乃至武力威慑的粗糙自治形态。虽然这些形式原始、粗糙，甚至充满暴力，但它们揭示了一个事实在缺乏强大中央直接控制的地方，人类社群会自发形成某种形式的“共治”或“契约”来维持秩序、分配资源、解决争端。&nbp;这难道不是“共和”精神的某种雏形吗？尽管它与古典的雅典或罗马共和相去甚远，但其内核——统治者的权力需要被统治者的某种形式认可（哪怕是默认），公共事务需要某种程度的商议——却有相通之处。
然而，李瑾深知华夏的政治文化传统。彻底废除君主，实行“无君”的共和，在此时的大唐，无异于痴人说梦，必将引发惊天动地的反抗，导致天下大乱。“共和”一词，在华夏典籍中虽有（如周召共和），但含义是贵族大臣共同执政，与近代意义的共和相去甚远。&nbp;直接提“共和”，太过突兀，太过危险。
于是，一个折中、渐进、更具操作性的构想在他脑海中成型虚君共和。
他铺开新的稿纸，写下了这个令他心跳加速的标题。然后，他开始系统地阐述
一、&nbp;“虚君”之义从“天下之主”到“国家象征”
“所谓‘虚君’，非谓废除君主，亦非使君主无权。”&nbp;他写道，“乃谓，变更君权之性质与范围，使其从总揽一切、乾纲独断之‘实权之君’，转变为&nbp;统而不治、垂拱而化&nbp;之‘象征之君’、‘宪法之君’。”
他设想，虚君制下的皇帝，其权力和职责应被一部根本性的、高于一切人（包括皇帝本人）的“祖制**”（他尚未明确使用“宪法”一词，但含义已近）严格限定。皇帝不再具体处理日常行政、司法、财政事务。这些权力，应交由依法产生的、对法律和某种形式的“公意”负责的执政机构。
那么，“虚君”何为？李瑾为其设想了若干重要的、但主要是象征性和仪式性的职能
1&nbp;国家统一与延续的象征皇帝是国家的化身，是“天下共主”，代表国家的统一、历史的传承和文化的正统。在对外交往、重大庆典、祭祀天地祖先时，皇帝是无可替代的礼仪核心。
2&nbp;任命与认证根据“祖制**”规定的程序（如经某种“公推”机构提名或同意），形式任命最高行政长官（如宰相、首席执政官）及其他重要官员。这是一种认证权，而非任意任命权。
3&nbp;仲裁与缓冲在执政机构内部出现严重僵局、或发生重大宪法危机时，皇帝可依据祖制**和既定程序，行使有限的仲裁权或解散、召集议政机构的权力，充当国家政治机器的“安全阀”和“